改造，基本上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应当有所感激。党员同志也大有助于我们，就我几年来的切身经历来说，他们的教益对我的帮助很大，不只高级领导同志，就是中下级的党员同志，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由此，不难想到，我们之报答于党者是什么？我们对于党员同志的帮助又是什么？有施无报，何能心安理得！我撰本文，就是本此一片赤忱，并由此出发，我想党中央所指示的，民主党派暂不搞本身的整风，就是要我们投身于党的整风运动中来帮助党员同志。”
陈铭枢的这一番话，说得热乎乎，披露了对中共一片赤诚之心。
在说了这么中共乃“非党人士”之师一番话后，这才小心翼翼地论证“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
陈铭枢从孔子，一直论述到马克思和列宁。他这么写道：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荀子说：‘是吾而当者，吾友也，非吾而当者，吾师也’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家留下的一分宝贵遗产，也反映了我国祖先的优良美德。我们均应把它铭诸座右。以我们的导师而论，如马克思之服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列宁告诫共产党员要学习资本家的文明经商。这都是党向非党学习的范例。
“凡是出于善意的批评，都应当欢迎，批评者都应被视为师与友。”
应当说，陈铭枢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发言，他的文章，反映了大鸣大放的最初的“水平”。
陈铭枢曾走过复杂的历史之路——既“剿”过共，又曾拥共。他说话那样小心翼翼，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原本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参加过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
一九三零年，他参加了第三次围剿红军，出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奋起抗日，曾代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此后，他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赞同中共的《八一宣言》。
此后，他逐渐靠拢中共。这样，一九四八年一月，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后，他出任中央常委。
一九四九年，他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了中共的战友……陈铭枢正是从自身的曲折经历之中，说出那么一番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