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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大鸣大放”成了中国报刊上最时髦的高频词，成了最新的中国政治名词。
其实，“大鸣大放”源于“鸣放”，而“鸣放”则源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不过，毛泽东却说，“鸣放”是他“发明”的，大鸣大放的“大”则是右派们发明的。
毛泽东曾如此说过：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①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的讲话中，虽然把大鸣大放的“大”的发明权，让给了右派们，但是，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的讲话中，却说是“群众创造”的。不管他前后的说法怎么不一致，但是他肯定了这种形式却是一致的。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他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这个形式，适合现在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②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称为“四大”。毛泽东很欣赏这“四大”。毛泽东说：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③
这“四大”从一九五七年一直传到了“文革”，并在“文革”中得到了“大发展”，以至在“文革”中把“四大”载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然，这是后话。
由于毛泽东提倡大鸣大放，在一九五七年，各界人士都热烈地投入了大鸣大放。
大鸣大放的先声，要算是电影界的“电影锣鼓”了。
“电影锣鼓”，敲得最早，是在上海《文汇报》敲响的。
在一九五七年，《文汇报》曾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张大起大落的报纸。在这里，顺便提一笔《文汇报》颇为曲折的历史。
《文汇报》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创刊的：“孕育《文汇报》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新新俱乐部’。主要人物是严宝礼和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①
严宝礼是江苏吴江人，曾任沪宁、沪杭甬两家路局的财务稽查。他在上海南京路的新新公司所开的新新旅馆长期包租了三一三号房间，跟朋友们常在房间聚会，也就组成了“新新俱乐部”。当时，上海被日军所控制，报纸很少。严宝礼决定以“新新俱乐部”为主干，创办一家大型日报。这家报纸便是《文汇报》。所以，《文汇报》一开始，就是以一张“民间报纸”的身份出现。
此后，《文汇报》几经沧桑，几度停刊。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于是，不少《文汇报》工作人员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在香港创办了香港《文汇报》。迄今，香港仍有一家《文汇报》，便是这么来的。
上海《文汇报》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复刊。那时属于私营报纸。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上海《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企业。
一九五六年四月起，《文汇报》社由上海迁往北京，与北京的《小学教师》杂志合并，改为教育部的机关报——《教师报》。
不过，《文汇报》变为《教师报》，毕竟使报纸大受局限。而且《文汇报》社的编辑们大都家居上海，报社迁京造成了夫妻两地分居，人心思沪。
周恩来注意到《文汇报》过去的广泛社会影响，以为把《文汇报》并入《教师报》不妥，他提议《文汇报》应该复刊。于是，《文汇报》社重新迁回上海，于十月一日复刊。
这时的《文汇报》，由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副社长严宝礼、柯灵（兼副总编辑），其他副总编辑为刘火子、浦熙修、钦本立、郭根、唐海。内中，徐铸成、严宝礼、浦熙修等均非中共党员。
这样，在当时的上海，《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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