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结果是又从头改了一遍，在这种心情下改写实际上是磨角。有人说我写得过分含蓄，不懂诗词的人，还是少装作假斯文的好。我听了只好苦笑。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上讲话的那天上午，我把送出去了。那天因为外宾来参观，要我接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谜底。
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道。从修正稿送出，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原因说是被政协会发言挤后了。不管怎样，当这篇收收和放放的出世，早春确是已过了时了。
有些朋友为我惋惜，说早一个月发表多及时，天气变了，不是马后炮了么？又有些为我告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担待不了，说不定会被围剿一阵。我想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又反映了体质，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费孝通自云：“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不仅勾画出他的心态，也勾画出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不断地对一文进行“磨角”，不断“收收放放”。他自知，这是一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
不过，当费孝通写《〈早春〉前后》时，这篇谈论中国政治气候的文章还没有“出问题”，但已有了预兆。上上下下对的议论，已经提出了许多颇为尖锐的问题。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天气说对了没有？”
有人对此提出了使费孝通神经紧张的反诘：“知识分子解放时就已经到了春天。如果最近半年还是早春天气，前几年是什么天气呢？这不是明明暗射思想改造是冬天么？这不是有意要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绩么？”
由“早春”推及了“冬天”，再把“冬天”加以引伸，这“问题”也就显得严重了。
第二个问题是，百花开不了，怨“天呢，还是草木？”
持反对意见的人，如此质问费孝通：“自从解放以来，天气一直是明朗的，温暖的。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早已确定了的，而且一直是贯彻了的。明朗的天气，花不开出来，自然是草木有问题，腐朽了，蛀蚀了。自己不成器，还要怨天！”
第三个问题是，早春是在转暖，花开是不是有保证呢？
这个问题转向了“花木”本身。有人以为，费孝通在中提及的“一间房，两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是在支持“两耳不闻天下事”，是“重业务，轻政治”。
看来，这一系列“问题”，正是表明是一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
费孝通的《〈早春〉前后》发表后，又一次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十九日，香港的国民党报纸《香港时报》发表了胡希的文章，题为《天气、文章与共产党的面孔——费孝通写和《〈早春〉前后》的经过。
胡希的文章，自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评论中国大陆政局，使一文变得更加“麻烦”：
“……实际上，他（引者注：指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揭露了大陆知识分子的苦闷，他们写文章必须看风使舵，根据共党的脸色落笔，写成后不敢骤然发表，必须再看看‘最近的气候变化’，而共党的‘气候’是经常吹无定向风，因此写文章必须一改再改……”
就这样，在一九五七年春天（这个春天后来被称为“不平常的春天”）费孝通的一文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上上下下谈“天气”，方方面面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