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遣心中的苦闷，希望寄情于工作。
“我想去农村看看。”费孝通对姐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费达生常常下乡，帮助农民养蚕。她雇了一条小船，带着弟弟来到了太湖东岸的偏僻小村——“开弦弓”。这个颇为古怪的村名是由于村中间有一条小河笔直流向太湖，湖岸似弓，小河似箭，得名“开弦弓”。
费孝通在这江南小村开展社会学调查。不久，他完成了两部着作：《花兰瑶社会组织》，王同惠着——用以纪念为此殉身的妻子；《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着。
所谓“江村”，亦即“江南农村”、“江苏农村”之意。
他终于从痛苦中苏醒。一九三六年十月起，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一九三八年六月，他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三个月后，他启程回国。那时，北平已落入日军手中。他的老师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社会系，他也就来到昆明，成了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
一九四三年，受云南大学派遣，费孝通教授前往美国，在那里工作了一年。
如他自云：“性喜写作。”费孝通写了大量社会学着作，其中《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英文版的印行，使他在国际社会学界受到重视。社会学与政治休戚相关，他不能不卷入政治。“性喜写作”的他，写了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他于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不久，又主编《时代评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倡民主，维护人权。这些文章汇编成《民主、宪法、人权》一书，表明了他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不满。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十时，当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大兴街口突遭枪杀，费孝通的政治态度作了一次清楚的“曝光”。他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暗杀李公朴这一暴行：
“这是最后胜利的先兆。李公朴的血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无疑地从此接近光明。我悲痛的是李公朴未能看到光明行将到来，但他为此流了血。他最后控诉暗杀他的黑暗和‘无耻’。现在让我来慰藉死者，无耻达到顶点即将被消灭。要相信人民，他们将继续战斗下去。”
费孝通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须知，李公朴血迹未干，四天后，即七月十五日四十五分，中国民主同盟另一位中央执行委员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又遭惨杀！
当天夜里，费孝通和潘光旦、张奚若等教授不得不躲进美国领事馆避难！
此后，他不断地为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写稿。他的文章表明，他在政治上日益倾向于中共。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盟友。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四八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朝北平合围之际，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费孝通安居于清华园，既没有随一些教授朋友去台湾，也没有随另一些教授朋友去英美。
后来，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费孝通在写给一位外国友人的信中，透露出自己当时的心境：
“如果我复述这半年的历史，它将是一部很长的故事。我认为我留在北平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从解放的过程中学到很多根本性的、很宝贵的经验，它至少给我一个机会，使我反省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和批判我以前的工作。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我也相信如果西方让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会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解放这个字不是空洞口号，它有具体含义……”
这封信表明，费孝通留在北平之后，与中国共产党人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心情也是十分愉快的，用中国共产党人的“常用语”来说，那是因为费孝通与中共曾经“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费孝通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此后，他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他依然“性喜写作”，他对中国政治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他非常敏感。正因为这样，他会在一九五七年早春发表了那样一篇十分微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