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去，拉了一部分同志，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底，另立中央。季米特洛夫立即严肃地说：“王明回国前，我们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委会成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党领导的话，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他（指毛泽东）才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真正领袖，而绝不是别人。希望王明回国后放下架子，尊重毛泽东，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和斯大林都这样告诫过他，可是他竟然不听我们的劝告，这使人很失望。他，看起来是个精灵的人，为什么在实际活动中又这么愚蠢呢？”是啊，王明是愚蠢，康生却是鬼精灵。
康生的“鬼”迹
康生在毛主席面前洗刷了自己，但觉得还很不够。1942年初，西北局召开一次约百人的高干会议，会议的任务本是讨论、推选，通过七大飞表，然而会议期间，康生突然出现了，并要求在会上发言他讲话长达两个小时，却与会议的任务毫无关系、他讲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打击、压制、排挤、凌辱、限制，甚至给他造成了无法活动、不堪忍受的环境，以致后来他被逼病了，神经夫常了。如此等等。尽管他自己讲得慷慨激昂，听众却没有被感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编造得太离奇，不近情理；另一方面是因为西北的同志对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都不了解，所以听不懂。而康生选择的正是这样的对象，他只要给他们一个康生与王明不合的印象便足矣，他们还可以替他宣传。我当时时他这一大篇谎言意图虽摸不透，但时他大言不惭，谎话连篇，感到愤懑。会后，我和他一同回杨家岭，边走边谈。我对他说：“你今天的讲话很新鲜，有很多新内容，人们多半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在中央机关也讲一次？”康生“哦，哦……”两声。吱吱唔唔不回答，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实际上是将他的军，因为中央机关的同志对他和王明知者甚多，他的谎话不灵。我仍不放过，又逼问了一句：“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请弼时同志批示一下”。这时他不能不回答了，但回答很滑头。他说：“现在不要提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任弼时在中央分管西北局的工作，我当然把西北局高于会议的情况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当他听了康生的表演之后，一向沉着稳重的任弼时。也冷笑了一声，表示惊奇。
1940—41年间，有一次，我同陈郁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了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一位女护士给我们讲解，她对医院情况很熟悉。参观中，她把我们带到一间十分宽敞、豁亮的大厅，里面用布帘隔成几间，其中的一间摆着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作用”。他又接着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听了颇觉诧异，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之令人毛骨悚然，不禁要问：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别人不敢，康生敢！他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正是钻了法制不健全的空子。
延安那时有一位知名的同志蔡子伟（离休前往全国政协委员，健在），他曾无缘无故被康生关押近十年。康生1937年回国不久，就借反右之名，把他关押起来。1943年，我们建议将此案重新审理，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恰当处理，但是康生不同意，他决定继续关押，只是未敢杀害。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仅仅因为她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是大地主、伪华北行政区主席王克敏的侄女，康生便把她当作特务关押起来。1943年我接她的案子时，她己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5个春秋。我找她谈话，我问：“王克敏和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我叫他叔叔。”我又问她：“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她对这个问题显得有些茫然，说：“我来，他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她说：“听同学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我再问她：“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回答：“不知道。”经审查，她并不是王克敏派到边区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能力和知识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于是我们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然而康生不同意，尤其是曹轶欧在旁极力阻拦，不让释放。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
匡亚明同志（离休前任南京大学校长）于1928年前后在上海时，曾与康生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不知何故，康生暗中指使特科人员去谋杀他，枪击了匡亚明，幸未击中要害，死里逃生，经医治痊愈了。康生于1937年回到延安以后，匡亚明得知，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