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毛泽东在看了我们送上的几份犯人口供之后，就找周兴和我去见他，他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耐心地启发、引导我们认识犯人说真假口供，解释为什么会有假口供，以及如何让犯人说真话。我们受到很大教育。一方面回去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执行，另一方面又把毛主席的谈话向康生作了汇报。但康生却置若罔闻，不理不睬。因为他打着“抢救失足者”的旗号，行的是把并未失足的人推向深渊。所以他不管真假，只要口供，有了口供，又怎能让他翻案？！
1944年4月以后，终于对各种案子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这个工作时间很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少数人拖到解放初期才解决，也有个别人一直未能给予明确的结论。
七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抢救运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到好几个单位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礼！”说着便脱帽鞠躬。
在边区行政学院讲这番话时，还加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大家都为毛泽东的诚恳态度、坦荡胸怀所感动。
直接责任者康生却始终没有承认过错误，也从未作过检讨，而且千方百计为自己洗刷，一有机会就为“抢救运动”翻案。“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他翻案并施展害入的阴谋惯技的最好时机。
康生的钻营
对于康生其人，我原来并无意深究，对他干的坏事，也是孤立的看待，认为是偶然的。只是在他于了无数的坏事，陷害了无数的好同志之后，才引起我的深恩，并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和我所知道的他的行迹联系起来思索一他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鬼？
我在苏联工作生活了15年之后，于1940年3月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那时，康生住在枣园，我们住在蓝家坪。
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莫斯科带回来一批俄文书报，为了使这些书报发挥作用，周恩来根据各单位的条件和需要，开列了一个名单，要我照单分发给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大约共七八份。而部分食物和礼品则直接送交毛主席。
所有收到物品的人都无什么反应，唯独康生非同一般。他首光打听这些东西是谁分送到他那里的？接着打听还有什么东西，怎样分配的？而师哲又是何人？并急切地要漠清我的底细。
在延安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没有人举行什么宴会，但康生却在枣园设宴招待新近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我也收到了请柬，但未去赴宴，其原因很简单，我对仅仅为了吃饭不感兴趣，不料这倒使康生对我大大增加了兴趣。他虽不露辞色，但行迹却说明他心急如焚。他从多方探听、调查，后来从周恩来向政治局的汇报中知道了一点情况——我仍将返回共产国际，于是更加紧了同我拉关系。
1941年，机会来了。毛泽东要住枣园，于是康生搬到了杨家岭，与任弼时的住处很近，我作为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也住在附近。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同我接近，对我表示出格外的关心和亲昵，还给我作媒。说实在的，我当时是领情的，虽然也隐约觉得他们的作法超乎常情。
康生夫妇如此热情的原因，不久便以他自己的话作了注释。他说：“要在中国的社会上搞好关系，站得住脚，能发迹，就得重视两条渠道：一是教书，建立师生关系；二是说媒，成全男女间的好事。这不仅可以获得对你的好感，甚至可以成为长期友谊和恩典的基础。”他之所以把江青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出于这种想法。至于他何以把我作为他“站住脚”、“发迹”的利用对象，我后来才渐渐醒悟到：那不仅因为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更因为我担负着中央和毛主席俄文翻译的任务，时常接近毛主席，所以他认为是大有用场的。还因为他听说我要回共产国际，他从他和王明都曾受到共产国际某些人的重用的经验而想利用我的，实际是还想利用共产国际。
从此时到撤离延安的5年间，我和他常有接触，有时还较频繁。所以他尽管善于乔装打扮、巧言令色，但得意之时，仍不免口吐真言，加上他的所作所为，使我对他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也给自己种下了祸根。
康生本姓张，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生于1398年。1917年他家迁至诸城后改名张裕先，同年毕业于教师讲习所，又改名张权平，1924年在上海大学，又改名张坰或张溶，延安枣园门口所题“延园”，署名赵溶，亦即康生。康生是他在苏联时的俄文名字的译音。他出生于山东胶县，家庭地主。民国初年，当地土匪蜂起，他们为了安全，全家迁诸城县城里居住，是当地有钱有势的大户，不仅拥有金银财宝，还收藏了不少琴棋书画、珍贵文物等。康生确实有才气，很小就学会刻图章、绘画，临写过各种字贴，也学过各家的诗词歌赋。
出身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品德，我们革命队伍里不乏地主家庭出身的好同志，就是康生的兄弟三人中，也只有他这老三才是够特别的。他在得意忘形时，曾经吹他幼年时如何机灵，心眼多，办法多，如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