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脱身了。
按苏联的规定，保卫干部脱离格贝乌时除了一次领取几个月的工资外，还有退役费、养者金等一笔可观的卢布，会计也已给我算出，但是我没去领，一分钱也没要，带着妻子和孩子急急奔赴莫斯科，找到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他就是任弼时同志。毛泽东问我有没有愉快的时候？
在西伯利亚，我们的机关设在中心城市新西比尔斯克，管辖着从乌拉尔山以东至雅古吉亚、赤塔、布利亚托蒙古利亚，以及阿尔泰山区的广阔范围。9年中我的主要收获是跑遍了整个西怕利亚，把西伯利亚摸熟了。
1931年开始，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使我的主要任务成了为越境进入苏联的中国公民服务，这是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前后接待、安置了有名有姓的中国人15000余名，其中有丁超、李杜、王德林、马占山、苏炳文、冯锡九、吴德林、吴义成、于九江等抗日将领和知名人士，也有共产党人扬明斋等。他们大多数人在苏联学习休整之后，经法国到上海或从新疆过境回国后继续领导抗日部队或继续做抗日的工作。
从东北的中苏边界越境跑到西伯利亚的中国人，给我们讲述了日寇在东北的滔天罪行。例如；日军强迫中国人为他们修筑军用工事，在山区挖洞修筑飞机场。工事完成后，为了保密，便把被迫干活的中国人全部活埋或投入大江，而埋人的大坑还要中国人自己挖就，再跳进去被埋掉。闻之令人发指！祖国正在受难！我的同胞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使我烦燥焦虑，归国之心更切，可仍然是“离不开”！
九年中我最大的不愉快之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桎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曾经是列宁所深恶痛绝的！列宁作为俄罗斯人，对沙文主义最了解，对它的危害和危险性了解得最透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也最坚决、最埋直气壮、毫无顾忌，十分有力。在列宁的努力下，也确实得到过抑制。但这毕竟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要根治也难。列宁逝世，斯大林是最高领导。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不仅不能象列宁那样大张旗鼓地反对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反而为了自己能站住脚，甚至表现得比俄罗斯人还要俄罗斯人。不说别的，仅就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而言：九年中我深受排挤、压抑之苦。为党为革命，我自己甘心受苦受累，甚至象奴隶一样被役使，可是当工作有了成绩，应该得到奖励或提拔时，上级一看是个外国人，就被抹掉。这种事多次发生！
并不是说俄罗斯人个个都是沙文主义者，例如我的夫人阿丽亚是地道俄罗斯人，但她却很正直，很谦逊，很懂礼貌。她爱她的祖国，她也爱中国，任何人只要有一点对中国不尊重的表现，她都会挺身而出，予以驳斥或反击。但这样的正人君子终究不能代表她的全民族。
我离开格贝乌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得到王友直的夫人妞拉的帮助，找到了住外。随即寻找祖国的亲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所幸中共代表团已不是以前王明等把持的那样，而是“党内的妈妈”任弼时同志在领导。
任弼时同志到共产国际以后，很快打通了由莫斯科经新疆到内地的交通线。我们回国就是走的这条交通线，这是一条艰苦而漫长的交通线。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条交通线发挥过重大的作用。那时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火和装备，就是沿着这条线路源源运来的。但苏联的援助是给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的，为的是支援抗日。而真正积极抗日的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然而，这些军援，蒋委员长没有给过我军一粒子弹，苏联也不曾给过我军一粒子弹一文钱，对中共只是道义上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从这条交通线上得到的好处，除了可以走人以外，就是偶而可以和苏联互相交流一点图书和报刊。
1942年，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武官向蒋介石政府建议：八路军抗日有功，他们抵挡着日、伪军的百分之八十，苏联给中国的军援应该分给他们一部分才是合理的。这个建议不提倒还罢了，这一提，不仅不给军人，国民党还指使设在兰州的检查站，把从苏联运来途经这里的所有书报都查获、销毁，于是什么也收不到了。
1942年随着盛世才的叛变，在新疆的大批共产党员被投入监狱，这条交通线也就中断了。
当我同毛泽东谈起这条交通线时，以上事情尚未发生。我只是同他谈了我到共产国际以后的情况，任粥时同志要我帮他工作。那时，国内的报刊还可以源源而来，虽然已过了很长时间，但在莫斯科的人仍觉得很新鲜。尤其是毛泽东的文章、谈话记录和各项声明等，使这些游子如久旱逢甘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日以继夜地忙碌着，把毛主席的所有言论全文翻译成俄文，其它材料则是摘录节译，向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介绍过去。还给被王明、康生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而关押的中国同志逐一进行甄别，把他们解脱出来，大部分送回国内，如陈郁、李立三等。
毛泽东听着这些，只是沉思，没有说什么话。
毛泽东善于启发人谈话，我又喜欢把心里话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