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就算是大人了。我母亲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中的一个典型。她那矮小瘦弱的身躯，童稚未脱的心灵，却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她伺候公婆，一丝不苟。从16岁就生儿育女，共生养了9个孩子，长大成人的7个。在那个年代，孩子的成活率如此之高，应该完全归功于我的母亲。每个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她不让他们受到半点的委屈，除了田间的农活外，全家十来口人的吃、穿、用都出自她的双手。而她的针线恬和食品制作，在全村都是鼎鼎有名的。妇女们都以她制作的衣物、饮食为最高标准，推崇羡慕之至。
现在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治家能手，全家的顶梁柱，却备受虐待！在那个愚昧野蛮的时代，婆婆以虐待媳妇为享受；丈夫骂妻子是他的“尊严”。我的母亲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只要听到丈夫同婆婆嘀咕，或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就吓得哆嗦成一团，因为紧接而来的就是拳脚相加，她的身上总是伤痕累累。
他们的打骂是不需要什么理由，更无需讲什么道理的，什么都可能成为他们打骂的借口。例如：有一次母亲搬粮食，她端着装有几十斤面粉的簸箕从院子穿过。由于沉重，她使出全身的力气，脸都挣得通红。婆婆却说她看到大门外的野男人，所以脸红了。不用说，又是一顿毒打。（因此，我也悟出：“欲加之罪，患何无辞”正是伴随封建主义而存在的，在中国有着很深的根源！）
曾经给过她无限温暖的娘家，对她的苦难却是丝毫无能为力，因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啊！
她也只能听天由命，仍以孝敬公婆、做贤妻良母为本分，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因为在那个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公认的道德准则，绝不能越雷他一步。
我长到13岁时，便以男子汉自居，挺身而出，捍卫母亲。父亲大概意识到得罪不起儿子，才渐渐停止了对母亲的虐待。后来听我的女儿秋朗说：她的祖母在我离家的十年中，常常因思念她的长子（我）而落泪。
(秋朗夹叙：现在照顾我父亲的阿姨常说：“你爸爸那么大岁数了，说起他妈掉眼泪。”可见他们母子情深，可见他太同情我的祖母了。其实我和他一样，说起祖母，眼泪总是止不住。）
我的母亲只活到51岁，那时我正在苏联，既未能对她养老，更未能力他送终，遗憾之至，奈之何哉？
毛泽东在听我这些叙述时，颇为动容。原来他也有一位善良的母亲，他也非常爱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从不训斥他，不指责他，但他从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
1919年他在长沙教书时，母亲患病，他把母亲接到长沙治疗，不幸病情恶化，与世长辞，终年才53岁。他当时写了《祭母文》寄托哀思。他还给我背了一遍，我未能记住。后来我到韶山参观时，在他父母的合葬墓前，看到了这块碑文，并仔细阅读过。记得前面几句是：“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逻选亲疏，一皆覆载；恺侧慈祥，威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我们的母亲多少相象！
相似的家庭
我的祖父不识字，是个勤劳憨厚的农民。他就凭自己的双手，在村西北的山脚下，开发王长沟那石头山，整治成层层梯田。他一年到头，面向黄土背朝天，省吃俭用，积攒家业，竟盖起当时是相当高大的一院房子。唯一不称心的是子嗣乏继，从明朝时，师家两兄弟移居井溢村后，二人即分为南门、北门。南门人口兴旺，北门人口稀少。这在封建社会便形成了强弱对比。北门甚感压抑、不光彩，甚至受欺。我的祖父就是北门这一支的。
祖父的前妻早夭。光绪18年大灾荒，饿殍遍野。一个大姑娘夜里听见父母商量要吃她充饥，便连夜逃了出来。在野外遇到我祖父的表兄，经他撮合，祖父收留了她。她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生育了子女四人，只成活了我的父亲一人。人们时常称我的祖父是“十亩田里一枝谷”，形容其人丁的孤单和危险。在孔夫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的思想支配下，独生子自然是祖父的一块心病。到我父母生了9个孩子，成活5男2女之后，总算欣慰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师云汉，不言而喻，他是祖父的命根子。祖父拼死拼活供他上学，他读完了龙门书院（相当于高小），在农村已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每年全村的春联以及红白喜事的对联几乎都由他提笔书写。
父亲在本村教过小学，也是我的第一任教师。我6岁跟他念书，他对我的“教育”除了打骂之外，再也不会别的了。我眼里的父亲，就是到学校打骂学生，回家来打骂妻子，我对他十分反感。
我8岁时，家乡三天两头“跑贼”，我知道父亲最耽心我的安全，便借机要求到县城里去读书，他立即答应了。他送我到县立初等模范小学（即明伦小学）去上学，并把我托给在该校任教的表兄贾子正管教。12岁时，升入高小。
我看得出：父亲虽然粗暴，但他最怕失去我，甚至渐渐地怕得罪我。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份量，开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