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个人生活都很节俭，但应酬交际却很阔绰，因为这些活动的费用都是国家统一支付。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则不然，很少举行集体活动，也不请客。据说他们是个人包干，公用经费很少，而且节余下来的又分给个人，所以他们极力为自己节省捞钱。
日内瓦会议进行到一半时，中苏两同代表举行了一次联欢晚会。地址是苏联代表团附近租来的旅馆。苏联方面摆了鸡尾酒，中国方面拿出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影片，并为该片准备了俄文价绍。放映前，先由我国青年女翻译欧阳菲大声朗读这个影片内容介绍。
莫洛托夫和周总理坐在一起。观看过这部影片时，莫洛托规极力对周总理称赞欧阳菲的俄文翻译水平，说她的俄语是地道的、标准的、超级的莫斯科俄语，其清雅、优美、悦耳动听之声大大超过了一般俄罗斯的乡下人。当他看到影片上的梁山伯、祝英台相遇相处的情节时，惊讶他们互相不苟言美，不相谐滤。当看到梁山伯访问祝英台的家而发现后者是一位妙龄女郎时，竟不握手、不拥抱、不接吻、莫洛托夫极其诧异而惊愕地说：“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国的礼仪和道德准则：看见了自己心爱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不来吻，不拥抱！”
当天他们招待的客人只有中国一家，范围较大，也较隆重。在日内瓦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中苏双方自始至终密切联系，互通情报，协同步调，互相配合得很好。在斗争激烈、形势紧张的日子里，中苏两国首席代表一一周总理与莫老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并约请在关第三方面（朝或越)协商、调整步骤。会议期间，形势变化多端，难以揣摩，如果各行其是，其结果肯定是糟糕的。
正是由于中、苏、朝、越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取得了比较完满的结果。我们的对手是十分老练而狡猾的。他们利用他们的一切优势、有利条件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施展一切阴谋诡计，但最终几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朝鲜问题虽然以无结果而告终，但美国根本不想从朝鲜撤军，根本不想通过政治会议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侵略者的面目却因此而暴露无遗。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取得了更加满意的结果，最后迫使法国停战，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和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分界线。自然，法国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从越南从容撤走。
由于王炳南的精心安排，中、苏、朝三国代表团的座位得以紧靠在一起，排成倒“品”字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团结就是力量！”
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在臼内瓦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周总理在张闻天大使陪同下去见莫洛托夫。双方交谈时间不长，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一下日内瓦两个会议的经验。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由于美国、南朝鲜两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步步设置障碍，阻挠会议的进展，最后无结果而告终。这是国际斗争中常有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虽然经过种种努力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并未彻底解决，留下的麻烦还不少。而且为了实现已达成的协议，仍然需要越南同志继续努力。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和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在勘定划界、人员转移、撤迁和一179—安排、组织17度线以南人员的撤退及人事、后勤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还应特别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的动向。法国由于国内的困难形势，加上其他麻烦，可能在印度支那不能长期待下去了。但是它走了，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可能要钻进来，因为它野心勃勃，实际上已开始插手了。要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周总理谈到他很快就离开日内瓦，东归途中打算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然后再访问莫斯科。莫洛托夫认为，东归时，莫斯科是必经之地，在莫斯科逗留几天，参观、休息都是很适宜的，并表示欢迎，但莫洛托夫却未理解周总理的意思是要作一次正式访问。所以，击总理访问东德、波兰后，7月28日到达莫斯科时，苏方没有举行隆重的正式接待仪式，只把周总理作为过路客人来迎接、招待。
周总理在莫斯科只呆了两天，就动身回国，途中首次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4月上旬周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返回莫斯科时，原计划在伊尔库茨克稍事停留直飞莫斯科。但因飞机发生了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作一次意外的降落。我随总理走进机场休息室。
一会儿，泽登巴尔打电话到机场询问：何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
机场领导向他汇报了情况，然后要我去接电话。我告诉泽登巴尔：是周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发生故障而不得不作意外的降落。
泽登巴尔说：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照理降落时，应向我们打个招呼，这样也便于我们迎接和招待。
我回答说：泽登巴尔同志，我们是老熟人了，大家都不必客气，一切礼节也可以免去。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到北京都可以，我们都欢迎。关于今天咱们的谈话，我立即向周总理汇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