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又因疲劳过度而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无所措手足，只有莫洛托夫一人陪同张闻天，把周总理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在不久以后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总理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我们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的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八点左右，总理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着他就问我：“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没有！确实没有！”总理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我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八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总理。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长途跋涉。总理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总理启程回国我没有跟他回国，留在莫斯科等候他。
总理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4月21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我们到机场迎接他时，他对我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起初我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谈完后，我想了一下才明白。我不以为然地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
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总理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这回周总理在莫斯科又逗留了两天，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同总理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忐明（化名丁国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从莫斯科到日内瓦
利用逗留两天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八号公寓来座谈，回答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座谈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多，他们回答得也比较细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密、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密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们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200多名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主持。
代表团名单发表后，苏联人见我的头衔是“政治顾问”，以为我负有特殊任务，与众不同，就派人多方打听，我说：“不要打听了，顾问就是顾问，而且只是对外的。”
其实，我的任务仍离不开本行——俄文翻译。我和欧阳菲（菲菲）与苏联人贾比才是一个小组，将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