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的飞机在广州机场降落后，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因语言不通，彼此只好挤眉弄眼，指手划脚，或沉默相顾，无可奈何。待我们走下飞机，赫鲁晓夫喊着“快救救我们”，向我扑过来，于是才结束了他们无聊的30多分钟。
在广州郊区参观橡胶园时，赫鲁晓夫特别注意地听讲解，仔细察看，询问了许多情况，包括客观存在的发展远景。这些橡胶树是华侨从南洋带回的树种，已长到拳头粗。当地干部还向他介绍了海南岛橡胶园的生产情况。
赫氏看着、听着、问着，馋涎欲滴。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橡胶园吧？”
赫鲁晓夫立即显得兴味索然了。
从南方回来以后，我给毛主席写书面汇报。
苏州主代表团回国之前，在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举行答谢宴会。宴会前，周总理先行拜会了赫鲁晓夫。一是告诉他毛主席出席这次宴会：二是为他们回国时沿途参砚的安徘征询意见。然后各自趋车前往宴会厅。
刚一离开赫鲁晓夫，走出大门，周恩来便若有所思的告诉我：主席说要揭盖子。现在由于盖子捂着、压着，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发展不起来，这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都不利。一切好的东西，只要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绊脚石、拦路虎，变成妨碍前进的东西，就要把它搬开，否则如何走向前去？！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揣摸着这盖子是什么？捂着的又是什么？仍摸不着头脑。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的车几乎是同时到达的，他们一同步入宴会厅，谈笑风生。福尔采娃、谢波洛夫、亚利山大洛夫迎上前来，向毛主席问好，并要求同他们合影，毛主席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告别宴会的次日，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途经旅大、沈阳、长春、哈尔滨参观后，经绥芬河回国。又是我送他们到边境的。
从北京到大连，天色已晚，我安排客人们在宾馆下榻。唯有赫鲁晓夫要首先去看望驻施顺的苏军人员。当他们到达苏总部时，除一二名服务人员外，竟找不到任何人。苏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纪律涣散，可见一斑。赫鲁晓夫看见无人招待，立刻怒容满面地斥责服务人员。那也没有法子，乘兴而去，只好扫兴而归。半夜三更赶回大连又找我，少不了再把他安置住下来。
次日，把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从海参藏叫到大连来朝见赫鲁晓夫。然后在库兹涅佐夫的陪同下，代表团检阅了海军，参观了海防线上的射击演习及炮位设施等。
库兹涅佐夫没有给赫鲁晓夫争气，赫氏回国后立即将他撤职。赫鲁晓夫在哈尔滨参观访问期间，和苏侨接触较多。这些苏侨都是十月时逃到哈尔滨的白俄及其后裔，尤其在一面坡车站上，赫鲁晓夫不断找苏侨交谈。那些侨民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自己都是劳动者，怀念祖国，愿意回到苏联去参加国家的建设。这就是其后苏联政府决定接收全体苏侨回国，并把他们安置到西伯利亚等地劳动这个措施的由来。
赫鲁晓夫经东北出境归国途中，特别在北满，映入他眼睑的是无尽的沃野。他南行时在飞机上同布尔加宁谈的打算——把我国东北变成粮仓一这时更加坚定了。
赫鲁晓夫在暗中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多少鲜血换来的独立自主比什么都宝贵！我们会保卫自己！！
毛泽东一吐积郁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有几次重要外事活动，其中有米高扬的来访。
一天午后，我被邀到大会会址政协礼堂的休息室。那里的餐桌尚未收拾，毛泽东和米高扬正坐在桌旁交谈着，马列同志在旁帮助语言交流。我到场后，稍事休息，毛泽东便要我接着翻译。听起来，在此之前，似乎是毛泽东从历史上谈了各个时期的党内斗争，特别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和各种不正之风对党的危害，错误路线对正确同志的打击等等。我就是接着这个话题翻译下去的。
后来话题全部转到了国际方面，包括苏联在内，时而讲共产国际，时而又指向苏联。米高扬几乎没有插过话，只是倾听。
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幼年时期，由于缺乏经验，老是“左”右摇摆，尤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左”的错误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其结果是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区党组织损失了百分之百。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地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国际共运中的不正之风，出现了好似“老子党”和“儿子党”之分。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为“兄弟党”，但实际上是一个党竟可凌驾于其他党之上，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我发号施令，你听话、服从，而不管我说的做的对不对。这是一种坏习气，坏传统，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党的话，他从另一个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党的屁股后面跑，这就是一种极端的不正之风！试想：从一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