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情报等等。实际上，德苏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机关已经变成了情报机关。
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我们同斯大林的联系仍继续着，苏方驻延安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因此有所变动。
1944年，从重庆来到延安一批外国记者，其中有苏联的普罗岑柯。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谈了党的组织情况、思想教育问题。党的发展和干部培养问题。普罗岑柯提出应当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干部的培养问题，接见后，主席认为普罗岑何这个人有头脑，有见识。
孙平这个人，同王明等人有共同语言，而对毛泽东的后，总是格格不入。1942—1944年整风学习——审干——肃反运动一开始，孙子就从王明和博古那里，听到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所作的介绍和评价，他全盘接受了。所以，尽管毛泽东给他和苏方其他人员作过多次介绍和解释，他们仍然疑惑不解。但当康生把肃反扩大化之后，在开始阶段有些担心的王明之流，反倒放宽了心，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苏方人员则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态度。后来，在毛泽东亲自干预和领导下，到“七大”以前，肃反中受冤同志的问题已基本上全部得到了解决。
在“七大”期间，凡参加和列席大会的工作人员，都暂时移住杨家岭，枣园只有我和陈刚二人既要参加大会，又要照顾机关工作，在枣园和杨家岭之间往返穿梭。遵照毛泽东的安排，我还要给孙平做些翻译。
大会结束时，毛主席对大会的评价是：“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话既是如实的评价，也是回答斯大林的。
大会刚一结束，毛泽东便同孙平谈话。一是问他对“七大”的理解和感想；二是向他介绍会议进行的过程和意义（即帮助他理解大会）；三是要孙平把“七大”的主要文件和发言稿转送苏共中央。孙平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和理解，并以自己的方式向苏共转达了消息。毛泽东向他强调的：大会最后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领导核心（中央书记处），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有威望、最团结、最有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这是我们将要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点，孙平可能转达了。不过在谈话过程中，孙平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表态。
在苏联人中，毛泽东同孙平谈话最多。在谈话中孙平历来很少插话，有时不能逗起毛泽东的谈话兴趣。所以，他们的谈话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七大”自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开了49天。在这期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首先是苏军5月2日攻克柏林，9日攻下布拉格，井以这天为胜利日。法西斯残余势力也被迅速扫清。这预示着东方的战争也到结束的时候了。我们党的“七大”从历史角度看，是最适时、最从容不迫、最有成效的大会，它为迎接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5月9日欧战结束至8月9日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内蒙和朝鲜，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内，苏方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外界也未曾看出苏联军事行动的任何迹象。我们只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同日军打响以后才知道苏联向日本宣战了。然而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对这个时机抓得紧，也利用得十分巧妙。这期间，毛泽东精力十分充沛，日夜操劳，不知疲倦。党、政、军各级干部也表现了极其高昂的斗志。大批大批的干部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出发，利用一切交通工具和各种方法，而基本上是用两条腿奔赴前线和东北各地区，不仅要赶上接受日寇投降，还要赶在国民党飞机、车船的前头，我们也确实赶在了他们的前头。
苏联由于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之签有协定、条约等，又在国际会议上承担了义务，所以极力避免同中共和八路军发生任何正式的往来关系，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后，也保持了这种态度。还根据他们同美、英的协定，对我党施加压力，“劝”我们同蒋介石合作“维持国内和平”，“共同建国”。国共和谈之前，尽管苏方发誓在国共谈判时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以及离延、返延，都没有任何一个苏方人员露面，在延安的情报组人员也未发表过任何意见，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日本刚一投降，孙平等人就急于回国，但莫斯科要他坚持到10月底，可能是为了观察重庆谈判的动静。但据我所知，党中央和毛泽东没有同他们谈这方面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知道得既早又详尽之故。
孙平要赶在十月革命节前回到莫斯科。10月25日（或26日）专门向毛泽东辞行，谈话大意是：总部来电要我们结束在延安的工作，最近将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国，我们特向你告别，并感谢你和中国同志对我们的关心照顾和工作上的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可留作纪念的东西，只有自己备用的4支自动步枪，愿全部赠送毛主席，请派人前来提取。语言不多，干巴巴的。第二夭他们离去时，有3名女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到机场。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前夕，1946年12月下旬，一天下午，毛泽东问我：“同‘远方’往来的电稿和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