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与谷·领袖毛泽东

    整风运动之初

    著名的延安整风开始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但毛泽东由于事情大多，只挂了个名，并未具体管；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也没有管。这是康生求之不得的局面。

    康生由于善于看风转舵，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当上了中央社会部部长，因而掌握了教育、审查、使用干部的部分权力。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之后，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康生）做。”康生提出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他工作，中央同意了。当时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因而也是帮助他工作的人员之一，并分工联系西北局和西北联防司令部的整风和审干。

    开始时，毛泽东还比较关注，他的想法是通过学习、讨论，辨明是非，明确方向，就算达到了目的，讨论中有人提出错误路线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毛泽东在同我的接触中曾说过：“不过（指追究错误路线的责任者），不追究个人责任，弄情思想就行了。”

    1942年1、2月，中央各机关开始了整风学习，我有一次同毛泽东一起散步，我又问过中央机关整风学习的目的。他还是讲：为了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可是，这时康生已经插手进来了，味道有点变了。不仅对错误路线是谁，提出要追究责任，而且对其它一些问题也追究责任。

    1942年夏季，康生提出了“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这是一个十分阴险的谋略——只要他说谁有问题，即使搞不出任何事实，也让其“自救”，永远没有完。而这一谬论的出笼，是从这样一件事情引出的：

    康生在苏联时，本来是紧紧追随王明的，他们的党内下发文件都是用“王康”的名义（特别是对我国东北地下党发文件是用这个名义）。1937年底，康生回国以后，看到毛泽东的威望和影响大大超过了王明，便摇身一变，把自己标榜为“反王明的英雄”，并极力靠拢毛泽东。用曹轶欧（康生的老婆）的话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毛主席的阵势和威望，使我们想到要改变态度。”以后就制造出他们在苏联受王明排斥的神话。康生主持整风以后，就想乘机把王明搞下去，却又不敢妄动，便从统战部副部长、王明的助手柯庆施下手。柯庆施夫妇被反复批斗，柯庆施的爱人被迫自杀了，柯仍不能被放过，有一天，中央机关开群众大会斗争柯庆施，这样的斗争会名之曰“抢救失足者”。这次斗争会是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富春主持的。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柯庆施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问题，“群众”就是不依不饶，大家都腹内空空，可就是收不了场。康生和毛主度、刘少奇就住在会场——中央办公厅上面不远处的一排窑洞。康生听到中央办公厅人声鼎沸，深夜不绝，他来了。他来到大会上讲了话，意思是：抢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允许自救，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再看他的态度如何，他玩了这样一个把戏，会散了。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吹牛：“李富春都收不了场，我给他收了场。”他的几个“必然转入”也就在此时出笼了。

    审查“七大”代表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时，我曾帮助他工作，1940年回国后，我任他的秘书。此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对代表资格的审查。

    由于斗争形势的艰苦复杂，各地代表来到延安十分不易，所以从1942年起，便有代表陆陆继续来到延安，大部分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等候开会。1943年5、6月间，“抢救失足者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花，“七大”代表中已有半数人“有问题”。到了1944年初，任弼时告诉毛泽东这样搞法不行，“七大”还开不开？难道和“特务”一起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样才把党代表中的抢救运动停了下来。这些代表中究竟有没有问题？

    1942年中期，从湖南来的代表中有一青年姓米，人呼“小米”，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人较机敏，那时中央办公厅需要人，就把他调来杨家岭、后来发现他说话不对头，学文件时，他总提出错误路线谁负责的问题，负责人找他谈话。他承认他变过节，答应了作暗藏的特务，那时并没有逼他。

    河南省委书记XXX，山东人，在延安期间同我有来往，任弼时同我一起审查他的代表资格时，我认为他有问题，因为他被捕后很快就被释放了。任弼时说我神经过敏，通过了。待“七大”开过之后，他向中央但白，承认自己“失足”过，但没有干坏事。

    XX，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七大”当选为候补委员，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XXX，福建省某地委书记，青年，也是“七大”后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编了一套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补委员的资格。

    还有个纪西，是河南豫西的代表，也被敌特“突击”了。他一直伪装，我们还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