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罪，何患无辞。
反右开始前，毛泽东旨在整“三风”(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号召各方面帮助党整风，不料方向转为引火烧到毛泽东本人，突然变成反右斗争。毛泽东的整“三风”的意图没有达到并未罢休，反右后至1958年，继续进行反右倾，发动大跃进，在杭州、南宁、成都、北京等召开的会议上，矛头指向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批评极为严厉。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他说：“过去我就听高岗的。”他手里拿着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讲话材料，晃来晃去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用高岗尸骨打击周恩来、刘少奇等。刘、周等在会上作了检讨。国家科委主任黄敬怕得精神失常，不久去世，有人说是“怕死的”。接着，在成都会议上，与会者都唯唯诺诺，乖乖接受批评、站起来作检讨。毛泽东又批评说：这些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肯坐下来……。他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正确，说：“按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我们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铁托式的，我们不辩论。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1959年春，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暴露出来的问题，向全国发出了一份《农村通讯》，对“共产风”、“浮夸风”等作了些纠正，农村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时隔不久的8月，在庐山会议上，主要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时批评了“左”的错误。会议快要结束时仍不涉及“左”的要害，“开神仙会，吟诗唱和，看戏跳舞，轻描淡写”，彭德怀心里焦急。周恩来让彭德怀向毛主席谈谈。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彭德怀在周恩来支持下去找主席时被卫士挡架了，没有谈成。他经过再三考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即所谓万言书)，于7月14日交给毛主席，陈伯达发现毛泽东对信内容有肯定的意思，彭和陈散步时，陈对彭称许一番，“唯我彭大将军”。彭说：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行了。陈说：你说出了大家心里话，我怎能反对呢？
16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在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刘少奇等人看后对“意见”提出反对意见，却成了扭转会议方向的风帆，有人认为不制止，“左”派就散了，“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彭德怀不久前率军事代表团访问几个国家回来，利用工作失误，以为时机已到，向党进攻，是有国际背景的，致使“左”的错误不仅没有纠正，反“左”的“神仙会”突然变成了狂风夹雹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会，又和“高饶集团”联系起来，彭德怀被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子”，“领袖”，新账旧账都“追究”清算，为给彭德怀罗织反毛主席的罪状，将林彪在遵义会议后给新三人指挥团(即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建议信：让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事，硬说是彭授意林彪写的。林彪当场说：“写信彭德怀不知道。”但彭德怀“反毛主席”、“篡党篡军”罪仍未幸免，这顶帽子像紧箍咒戴在彭德怀头上。有人认为，彭德怀曾反对过周恩来，知道彭的个性，“欲擒故纵”，把彭套进去了。
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讲话时说：党的历史上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饶四条路线，彭德怀参加了“高饶集团”的主要成员，实际上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头子”，高饶集团的“领袖”是彭德怀。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他针对周恩来说：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以批彭射周，使周恩来紧张起来，又得主持会议批斗彭德怀，为迎合毛泽东的脾气，不得不表现出积极态度。庐山会议上是周恩来让彭德怀向毛主席建议惹的祸，批斗彭时，他和刘少奇轮流主持会批判彭德怀，并带头发言批判，硬说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分裂党，里通外国，和高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指控。
在8月中旬庐山举行的中央全会期间，毛泽东讲到彭德怀的问题时又说了这样一番话：“高饶也狭隘的很，两个摊摊都要打倒，剩下不多了。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他说：“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同习仲勋谈，我已经同他约好了。那时高岗想去陕北，回老家。我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他就自杀了。竟是这样一个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件事怪我，这是很不好的事。”
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对高岗的死承担了责任和显露出惋惜之情；同时示意彭德怀别像高岗干那种傻事；对与会者提醒吸取处理高岗事件的教训，对彭德怀等“要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