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但是一切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当然不会因此而停止对我们的党的进攻，恰恰相反，他们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进攻我们的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在我国的过渡时期，我们虽然还可能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如果认为各种工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被剥夺和排挤的过程中不会进行反抗，那就是一种极危险的幻想了。事实上，城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他们不但有经济实力，有在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他们还拥有不能忽视的武器，那就是在历史悠久的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作风、阶级狡诈的斗争手腕、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是经常地包围着和腐蚀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党、腐蚀和瓦解我们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看作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发生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当然决不是偶然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以达到这个目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标志和纲领。他们为什么要推翻中央的领导呢？他们没有任何公开的一定的理由。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提出过什么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而且相反，他们在正式的场合还是口口声声拥护中央的。正因为他们不敢公开提出任何反对中央的政纲和原则，可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又非要推翻中央的领导不可，他们就只能采取阴谋的方法来活动，就只能采取结成秘密宗派、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在这里这样说，在那里那样说，在党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说的方法来活动。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和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远不是一时地和个别问题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既然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我们的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同党外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就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同混在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2月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号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为增强党的团结、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分裂我们党的阴谋，粉碎在我们党内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向党的进攻而斗争。在四中全会上和四中全会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受到了党的揭露、孤立和彻底的击破。
当然不能认为，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必须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还只是在开始，会后我们还要经历比以往几年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斗争。因此，总结这一次斗争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是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第二部分，主要叙述高、饶联盟的阴谋活动是怎样暴露的和中央对他们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措施。
报告说，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中间和同年9月至10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以及这两个会议的前后期间暴露出来的。他们调来中央工作不久。当他们在地方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企图是完全隐蔽的。当高岗调到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们的阴谋活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互相结合起来，而在上述两个会议期间及其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了，财经工作会议按照中央的方针是要提出党在过度时期的总路线，并且纠正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和财经工作中表现着某些资产阶级的观点。但高岗却利用了这个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转变为对党中央的攻击。高岗、饶漱石竟以为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阴谋已经初步成功，从而进一步展开了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