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讲接班人五条标准的第三条时说：“他们必须是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他在讲话中提到高岗时说：“原来打算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结果死了。我看有人为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后来，他同陈伯达、关锋等谈话时说：“高岗不死就好了，他还能说清好多事情，他不该走那条路。有人说高岗办舞会勾引女人，这件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事算不了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者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小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毛泽东在十三陵举行的政治局会上讲话，使刘少奇觉察到什么？他为适应毛泽东“左”的偏向，以“左”的姿态奉顺毛意，投其所好，毛泽东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表示拥护，并进一步强调说：在群众没有发动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随后，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刘亲自挂帅，指挥全国社教并主持制定社教工作后“十条”，成了他的主要任务。搞民主补课，把矛盾扩大化，全国县以上都召开干部会，推广“挑园经验”。西北地区搞得更凶，刘澜涛提出“民主革命补课”的任务，说什么“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到处搞什么“囲根子”，补定了一批富农、地主、半地主，“左”的出奇，批斗、关押、开除、撤职了一批干部，整死了很多人。胡耀邦来陕西为刹住极“左”风，搞了几个“暂停”，不久被赶下台。
罗瑞卿搞大比武，林彪嫉妒，认为是篡军权，罗织罪名整罗瑞卿。林彪深知，要打倒罗瑞卿也得靠毛泽东支持。罗瑞卿是紧跟毛泽东的“忠诚卫士”，毛也信任罗。毛每次出巡，罗跟随保卫。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同意打倒罗瑞卿？这就要权衡支持林彪还是保罗瑞卿呢？1965冬，林彪派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听信了，遂派汪东兴护送叶群回京，怕罗瑞卿在路上“暗算”叶群。其实，毛泽东知道罗的问题不怎么大，就是与林彪不和。但是，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牺牲罗瑞卿而支持他预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上海批斗罗瑞卿的会上，毛泽东说：罗瑞卿实际上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看待，是“野心家”。会议把过去罗瑞卿和高岗的关系旧账翻腾出来，指控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和“高岗合谋篡党夺权”。原来用“野心家”反“野心家”，这对罗瑞卿来说不无讽刺味道，哭笑皆非。但毛泽东对林彪谈话时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他反对我游泳，也是好意。”抛出罗瑞卿换取林彪的支持，与当年牺牲高岗换取刘少奇、周恩来支持的条件差不多，1953年12月，毛和刘、周谈话时说，高岗主要“反对你们两个”。意思是高岗没有反对他。但他和苏联客人谈话时说：有人要要打倒他自己。
高岗死后，毛泽东失去一臂，身边力量失衡。刘少奇“慢慢从毛泽东那里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既是国家主席，又主持党中央常务工作，出现了毛刘两个“太阳”，刘少奇的地位更多巩固，他的山头上的人更多了，毛泽东山头(即井冈山)的人减少了。毛、刘之间的分歧并未因“分裂党”的高岗死后而消除，刘少奇也不是按他“照主席指示办”的承诺行事，而且分歧意见逐渐攀升。在党的“八大”会上已经显露苗头。1954年在四中全会上的报告和1955年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现在“阶级斗争十分紧张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广泛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弦子绷得很紧，反对高饶本来属于党内斗争性质，故意按需要编造一套阶级斗争紧张形势。时隔一年的1956年“八大”会上，一改对国内“主要矛盾”提法，是否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上年反对高饶时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十分紧张时期在一年就消失了，使毛泽东不满，埋下“秋后算账”的祸根。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和社教运动中，毛刘之间时有冲突，毛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彻底失去了希望，导致了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剪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消除所谓黑线山头，企图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也就是沿着毛泽东路线前进，防止苏修在中国重演。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大动乱，大清洗，把一个国家搞的乱七八糟，使党的威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