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等日以继夜抽组和动员干部去东北工作就绪后，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听了刘少奇等汇报后，决定派高岗、张闻天等去东北工作，加强东北干部力量。毛主席在杨家岭召见高、张谈话，他们分析了东北的战略地位和日本投降后的形势，一致认为我党先期占领东北的重要性，要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毛主席说：“北满、西满地域广阔，背靠苏联、蒙古，是我们首先要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你们一个是建设根据地的专家，一个是党内的理论家，都有长期革命工作的经验，中央派你们去东北，加强东北局干部力量。前方有林彪、罗荣桓，后方有你们，我就放心了。”东北情况我们了解不多，你们做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汇报，不管任何困难，“一定要把北满根据地搞好，要像钉子一样死死站住北满，有了这片根据地，我们就有与国民党抗衡的资本了。”他接着说：“老高啊，让你离开西北行不行啊？我们要占领东北，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光独霸西北不够的。你回去安排一下，让习仲勋暂时负责西北局工作，这里有彭德怀、贺龙同志，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安全。”
高岗如愿以偿，和张闻天、李富春、王鹤寿等乘坐美国军事观察组的飞机出关夺天下，准备独占东北。刘少奇、朱德、林伯渠、习仲勋等中央和边区领导到延安东郊机场热情欢送并寄予厚望。高岗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于10月下旬离开他革命20年的西北，飞往东北。
他从1925年闹学潮到1945年抗战胜利，没有离开陕甘宁边区一步，这里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血汗，他带着一股对边区深厚的感情驱车到东关机场，登机起飞后，回首宝塔山，延河水和绵土沟、小砭沟(他的故居)，留下了冲动的眷恋之情，在冲天而起的飞机上久久不能平静，萦绕着在西北20年来走过的一条坎坷不平、遍地荆棘的道路，曾被敌人追捕、抄家、监禁、判死刑、反革命分子暗算和左倾路线者批斗、关押和准备活埋，先后遭七次劫数，历历在目；思考着飞往东北新的战场，创造东北根据地，夺取东北胜利。
北方的10月，是万物成熟的季节，从飞机上俯瞰到农民忙于收获辛苦一年的果实，不由得回味着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教导和日前讲话。他们先飞抵邯郸，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休息几天后，改乘火车和汽车，经承德、朝阳到锦州，会合冀东来的李大章、张策等一起乘火车于11月21到达沈阳。他们沿途向已进入东北的干部、部队了解情况，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精神，部署争夺东北的策略和任务。
由于形势紧张，东北情况不熟，加上苏军干涉，高岗等高级干部为防万一，不敢在沈阳下火车，而在沈阳附近的马三家子就下火车，然后坐汽车到沈阳市。当时，沈阳一片兵荒马乱的局面，东北局先住在沈阳博物馆的一个大建筑物中，因苏军干涉而搬到铁西区。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将东北主要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由国民党政府接管。
苏联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政策以及“走钢丝”的姿态持续很长时间。他们不相信中共领导人民能够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更不相信中共能领导东北人民迅速控制东北，扭转局面。他们对中共及其领导的不了解也是事实。他们认为中共是“农民土地改良者”，不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中共的军队只是些分散的缺少训练的“游击队”，成不了大事业。斯大林在早以前就要中国共产党像法国、意大利、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杆子，中共当然不能同意的。所以，他极力拉拢蒋介石，给中国的物资、武器都运给国民党军队，皖南事变后将数百门大炮运兰州支援蒋介石。1937年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王稼祥和王明时，询问陕北有多少红军？王稼祥回答：约3万人。王明赶忙插话说30万。因为在俄文里没有“万”字的数目，只能说30千、300千。这就给斯大林种下陕北红军多的概念。在苏德战争紧张时，斯大林两次电报要求中共出兵长城外、蒙古边境，形成对希特勒威胁，被毛泽东婉言谢绝。所以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是“红皮萝卜”，一直不大信任，认为毛泽东不听他的话，不听他指挥，说毛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免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况，他们也不征求任何意见。”1948年初，派米高扬到西柏坡来摸底后，斯大林看法有所改变。他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谈话时说：我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即划江而治)，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动员人民的力量战斗。“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
但是，直至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还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式人物，开始只称“毛泽东先生”。抗战胜利后，他同意国民党军队空运至东北接管各大城市、铁路，又不让共产党的机关、部队驻扎大城市，也不让打出共产党的机关、八路军的旗号，我们不使斯大林为难，48年前称“自治军”、“民主联军”，机关和军队迁出大城市，到农村、小城市。高岗等一到沈阳就遇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