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0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左右，居住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0％左右。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历代统治者的棘手问题，也从来没有解决好。党中央、毛主席一到陕北就提出民族团结的问题。1936年春派高岗、曹动之、赵通儒、田万生等同志到绥蒙地区开展团结蒙古民族抗战工作。蒙古民族从古代起，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绥蒙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一、“少数民族解放灯塔”

    1939年春，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主要管陕甘宁青绥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1940年春，西北工委在讨论制定《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时，委员会里边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回回不能算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回回宗教徒。就这个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进行讨论。高岗、王若飞、李富春等在会上发言。他们都在回、蒙族地区工作过。高岗在蒙古工委和少数民族工委工作期间，为制定民族政策，曾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发言中摆了大量论据，说明回回是一个民族。经过会议讨论，从大量历史资料中说明，我国回回是元代时从波斯等地来中国的回回人，也有唐宋时来中国的波斯、大食人。回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和汉族通婚及历史上强迫汉人人回教等原因渗入大量汉人成份。肯定了回回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不是纯属回教徒。认识统一后，制定出《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经毛泽东审阅时指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反对大汉族主义就不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他在《提纲》中补充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首要的，但同时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就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更全面地指明方针。这个提纲后经中央书记处基本同意，发至各级党委。

    同年7月，西工委又提出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上报中央印发各级党委。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是经过激烈斗争的。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不仅西北工委和边区党内，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受了旧社会遗毒的影响，认识不统一。蒋介石集团极力反对民族团结，推行大汉族主义和压迫民族政策。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断言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所谓“国族”，中国各少数民族不过是一个“国族”的大小“宗支”、“宗族”。回回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他也不承认蒙古民族，说蒙古民族是“边民”，蒙古民族问题是所谓“边疆问题”。

    日本的侵略魔爪伸进内蒙搞什么“独立”政权。内蒙东部沦陷后，日军向宁夏发展，并派特务、汉奸，企图策动回族上层中一些人成立“回回国”，诱骗回族搞分裂，闹“独立”，企图借机侵占整个大西北。

    以张闻天为首的西北工委和以高岗为首的边区党委，为对少数民族问题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注入了大量心血。他们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搜集资料，为制定两个“提纲”提供了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统一了认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维汉、贾拓夫、高岗等做了大量的具体调研工作。他们都在蒙委和民委工作过，对蒙、回民族的情况比较熟。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民族团结，各民族关系一直很融洽。在陇东、三边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建立了自治乡、自治村。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有蒙、回族同胞参加。在抗战期间，边区少数民族工作很活跃，成为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典范，被少数民族誉为“边区是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1940年3月底，延安建立“蒙古文化促进会”，高岗为大会主席和大会通过的“促进会”理事会成员，大会通过了高岗、贾拓夫提出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的建议。纪念堂建成后，于7月4日，隆重举行了成吉思汗公祭大会，高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早在1939年，日军侵华步步深入，归绥(即呼和浩特)、包头失陷后，成吉思汗陵墓有被劫的危险。于是确定移灵到兰州附近的兴隆山(解放后又移回原地)。移灵途经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时，延安举行隆重祭奠仪式。延安各界一百多个单位参加祭奠。高岗出席祭奠大会，对成吉思汗给予极高评价，他在祭文中说：成吉思汗是“元朝太祖、世界英杰”和“宇宙巨人……古今无匹”。

    党中央和边区中央局这样隆重祭奠成吉思汗，对蒙古民族震动很大，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发展。在共同抗战、共求解放的斗争中，激发启迪了蒙古民族发扬骁勇善战的革命精神，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继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后，于10月召开了延安清真寺落成典礼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陕甘宁边区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本来延安的回民不多，但是为了尊重回教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体现我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边区中央局和政府出资建立了清真寺和回民食堂，并聘请阿訇担任清真寺的教长，毛泽东题写了“清真寺”三个大字。这座清真寺当时在延安可以说是工程壮观，装钸清雅的第一流建筑，对广大回民同胞影响很大。可惜的是胡宗南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