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兵谏”。我中共中央在保安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推动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促进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14日张、杨两将军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所有“剿共”事宜一律停止，结束了西北战场上红白两军和国共两党的对峙状况。16日，南京政府何应钦军事部长演“戏中有戏”，悍然宣布了讨伐张、杨的命令，命令中央军开进潼关向西安逼进，妄图趁讨伐张、杨的机会，灭蒋反共，为投降日本消除障碍，铺平道路。张、杨为回击何应钦等亲日派的进攻，把陕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关中东部。我红军主力也日夜兼程急行军南下，在西安西部集结策应东北军、西北军，打击中央军的进犯。
红军主力南下，高岗指挥骑兵团和游击队，承担中共中央所在地和西北面的保卫防御工作。同时，征得东北军的同意，红军进入了原东北军驻守的陕北部分防地。12月25日，红军进驻延安，三边工作由民族工委统一负责领导。
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当时有很多人心存疑虑，连毛泽东也不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在苏联的催促下，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高岗来到保安毛泽东住的石窑洞里说，这不是“放虎归山”吗？蒋介石这人向来出尔反尔，他不会信守诺言……下边都想不通，议论纷纷，说蒋介石不打日本，“9·18”后一再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共产党势在必剿。把东北军撤出东北，将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专门“围剿”红军，把中央红军赶到陕北，不知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罪该万死。革命就是要革蒋介石反动派的命，好不容易捉住又放走。经毛泽东对“逼蒋抗日”解释后，提高了他的认识，疑虑顿释，心情轻松，并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胸怀。他积极向部下解释说，捉蒋是逼他抗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军队统一行动，一致对日，这是毛主席放眼全国救亡的。杀了蒋介石，正中了亲日派的阴谋诡计，发动内战，会削弱抗日力量……
期间，国民党特务和地方反动派勾结一起，趁我主力南下，肆意进行破坏活动，妄图危害中央机关，策动游击队叛变。为了保卫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安全，高岗奉命调回保安加强保卫工作，清除暗藏的特务、地方反动分子，有一次险些遭敌人暗算丧命。驻扎盐池县井记沟的豫旺县游击队长，在敌人的策反下，趁我军南下，策划谋反叛变。民族工委发觉后，高岗指挥骑兵团前往包围了游击队并当场缴枪，带回定边改编，消除了我后方一大隐患，稳定了军心，保卫了党中央的西面和北面后方基地的安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北地区不仅要团结蒙古族，还要团结回族、藏族和其他民族一致抗日。1937年初，为加强民委的力量，根据高岗的要求，中央调杨一木、高增培、王万义、鲁直等一批骨干到民委工作。高岗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意见，组织学习《三五宣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36年5月25日发表)。他指出加强团结蒙民和回民工作“是党在西北的战略任务”。他强调要坚持贯彻两个“宣言”的精神，回族人民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协助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高岗亲自点名抽调一批骨干派往绥蒙各旗的桃力民、郡王旗、杭锦旗等地，全面开展伊盟地区的革命工作。他们继续深入贯彻《三五宣言》，宣传解释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蒙汉联合抗日保蒙救国。同时，抽部分干部到宁夏开展活动，发展回民地区抗日统一战线。他对派往各地的干部要求：要高举抗日旗帜，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争取蒙、回、汉团结起来，抗日保蒙、保回救国。
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蒙民部、回民部，杨一木任回民部长，赵通儒任民委秘书长兼蒙民部长，蒙民招待所改为蒙回招待所，还成立回民学校、蒙民学校，以便联系蒙、回民族，培养蒙、回族干部，还扩建了蒙汉支队，组织了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蒙汉支队是由曹动之领导的乌审旗卫队和横山县二支队的基础上组建的，刘约三任支队长，李占胜任政委，何英武任总支部书记；回民支队由马怀蔺任司令，李静波任政委。
这个时期，高岗在蒙族人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他和蒙族群众及上层人士混得很熟，拈香结拜，请吃请喝，互相来往谈工作，交朋友很频繁。他们之间建立浓厚感情和革命友谊。成群结队从远道赶来定边的蒙族群众和王公贵族要见高岗，一见面就要结“安达”。高岗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做工作，把统一战线工作寓于交朋友之中，为尔后开展伊盟工作结识了大批朋友，培养了一批蒙族干部。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特务和日伪汉奸煽动破坏，制造摩擦，我方的人员被蒙人扣留后一说是高岗的人，蒙方就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