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全城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员王志环(时任高双成部连长)和他的妻子王彩云(时任地下党联络员)因给地下党通信惨遭杀害。区委遭破坏，兵变失败，各县支部都处于瘫痪状态。
杨芝芳逃荒到延安后，高岗安排住在一家姓史的大户院，她从横山带下去的儿子不服水土而夭折。高岗逃出城，托武善扬(横山武镇人)连夜把杨悄悄带走，连房东也没告诉。杨芝芳是小脚女人走长路困难，高岗用身带的钱买了一匹马，将杨芝芳送往安定县。由于不敢走大路，绕山路走，马在路上打滑掉入泥滩溺死。他们徒步到新窑湾周生华家住两天，杨芝芳由武善扬送到武家坡的杨家峁娘家住。高岗路过安塞和胡立亭、薛应昌(后叛变)等将地下游击队(时诬为土匪)带往保安二将川找到刘志丹，一起开展革命活动，策动兵变，抓枪杆子，发展武装。敌人得悉新窑湾住高岗亲戚，连续两次到周生华家里捉拿，周家人到山里躲藏，家里被洗劫一空。
二、培养军事骨干开展兵运
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学习了南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总结了清涧、渭华、旬邑、延安等地多次武装兵变失败的教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在陕甘边交界地区，全力发展共产党自己掌握的武装。
1929年秋至1930年春，冯玉祥同阎锡山结为反蒋联盟，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将他的嫡系部队调去参战。期间，西北各省军阀都为自己扩充势力奔波。国民党甘肃军阀苏雨生骑兵四师为扩充势力，新编了两个旅即八旅、九旅，到处招兵买马。陕北特委趁苏雨生扩军的机会，先后派高岗、张东皎、贺晋年、张秀山、高昆山、曹华山、白天齐、曹炳奎、史法直、常焕章等5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前往宁夏平罗县的李岗堡、姚福堡谷连舫、石子俊部当兵，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和兵运工作，准备夺取枪杆子，拉走队伍，到桥山山区打游击战争。谢子长、刘志丹先行前去并担任九旅副旅长和八旅十六团副职。接着，张东皎等返回陕北与井岳秀为联系扩军问题，又带去吴世才、李友竹、李贵春、魏长春、魏长城等党团员、青年到八旅十五团，该团辖四个连队都有党团员，全是陕北来的。高岗、张东皎被派到石子俊旅较同情共产党的王子元十五团，建立了一个学兵大队(即教导队)，十五团副团长张东皎兼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兼分队长，李友竹任司务长、黄育华任秘书，卢子元、常柴良、牛化东等讲军事课。他们在学兵队建立了秘密中共地下党的特别支部(亦称军委)，张东皎、高岗任正副书记，受陕北特委领导。不久，刘、谢离开苏雨生部。张东皎、高岗领导下，在苏雨生部开展革命活动，巧妙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利用亲友、社会和军队中的关系，和其他国民党军队活动，进行争取、改造和分化工作，建立秘密组织，发展杨林，曹胜荣、李向明、李仲英等为党员，灵活的利用军阀军队中及社会各阶级矛盾来为革命服务，更重要的是学兵队员通过活动和联系，学会了做统战工作的方法，结识各方面的人士，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他们组织党员和青年，联合和支持比较进步的以及危害较小的势力来打击最反动的力量。比如利用当时较开明的陈圭璋的力量，反对陕甘边最反动的恶霸张廷芝团(是石子俊旅的十六团)。在张东皎、高岗的领导下，学兵队政治文化生活很活跃，经常举办学习会，讨论会，讲政治课，讨论共产主义，唱革命歌曲，组织秧歌队，还写诗作画，颂扬劳动人民，揭露反动派剥削百姓，压制士兵的罪恶行径。学兵队官兵平等，互敬互爱，同军阀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1930年夏，苏部奉冯玉祥令移防平凉，走到半路上，平凉已被陈圭璋部占领，苏部的八、九旅返回宁夏时，又受马鸿宾部打击，该部南下无路，北上受打，感到跟苏雨生已无前途，在宁安堡宣布脱离苏部，并收缴了苏部的军械处的一些破烂武器，上了罗山。大家说：“我们也是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到罗山部队生活极度困难，学兵队本来就没好武器，吃穿也无着落，司务长李树林(即友竹)成天奔波后勤供应，把半成熟的大麦割来搓下炒着吃，一天吃半肚饭，衣服、鞋子都没得穿，高岗赤着脚在热烫的石头上和带荆刺的草地上一拐一拐艰难地走路，李树林将他带的一双鞋送给高岗穿，使高岗感动地说：“这是热里送鞋”。全队战士都感动地赞扬李树林在极度困难时将一双新鞋送给队长，既带感情又富有纪念意义。正是“饿时吃一口，强出饱时吃一斗”。直到全国解放后，高岗和李树林等学兵队员在北京会面时，还谈及这件送鞋的事。六、七月，九旅和八旅的十五团(当时每旅两个团，八旅的十六团已被张廷芝拉走陕北)被甘肃省代主席王祯收编为雷中田八师，改编为三旅，移防到静远，后又开拔到定西。石子俊任三旅旅长，王子元仍任团长，王团实际只有3个连和学兵队，王子元本来就不满反动的石子俊，而石子俊想搞掉王子元，下令将王子元团实力较强的学兵队解散，将队员分配到各连队，一些人被驱出部队。高岗对石子俊的这种飞扬跋扈反对王子元，排挤共产党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