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全军团结。张国焘嘲笑着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任弼时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他告诉张国焘，自己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
过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时找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他俩都在莫斯科留过学，俄语都很好，为了谈话方便，两人干脆就用俄语交谈。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这样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又问傅钟，“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任弼时很惊讶，原来红四方面军许多高级干部竟然还被张国焘蒙在鼓里。任弼时严肃地问：“北上有决议没有？”傅钟回答：“有。”任弼时又问：“有，为什么不执行？”次日，任弼时让傅钟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以前的电报，傅钟这才完全弄清楚张国焘闹分裂的真相。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而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傅钟把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会议纪录拿了出来，任弼时看过后说：“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此后，任弼时没有为此批评过哪个同志。对张国焘的行为，任弼时非常气愤地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得这样严重。”在任弼时的努力下，傅钟、陈昌浩等许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思想有了根本转变，然后这些人又去影响和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张国焘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
任弼时理直气壮地将他的意见告诉张国焘，说卓木碉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张国焘自知理亏，表面上未置可否，心里很不是滋味，越来越感到这个“任胡子”真令他头痛。
为了消除隔阂，促进团结，7月10日，任弼时在北上途中致电中央，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任弼时的建议，两天后，张闻天回电，告诉任弼时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同时请共产国际派遣代表出席。
过草地期间，任弼时还解救了一批被张国焘长时间关押和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廖承志。在川陕苏区“肃反”中，张国焘把廖承志等人打成“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将他们关押了起来。在那时，廖承志甚至不敢暴露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一直用着“何礼华”的化名。仅仅因为廖承志会画画和刻蜡版，张国焘才没杀他。在被当作犯人押着长征的过程中，廖承志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谁也不敢和他打招呼，因为打一个招呼就会连累别人。1936年7月的一天，任弼时正在一个小山坡上与张国焘交谈，突然看见一行犯人正被押着往前走，他立即站了起来，走过去与廖承志握手，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张国焘在旁边很狼狈，装起笑面虎似的笑脸，怪腔怪调地问任弼时：“怎么，你认识他么？”任弼时回答：“老早认得。”实际上在这之前他俩并不认识。任弼时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没过多久，部队到达了炉霍，廖承志等人恢复了部分自由。廖承志多年后还深情地说：“那就不能不感谢弼时同志在那时候对张国焘严肃地表示了他的态度。”
在过草地的艰难日子里，任弼时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至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就是任弼时过草地留下的半条牛皮带。在这里面隐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任弼时他们在草地连续走了十多天，到了没有干粮，连野菜也找不到的地步。他的警卫员李少清愁容不展地问对任弼时：“任政委，今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怎么办？”任弼时从地上拔起一把草，笑着回答道：“野草甜，野草香，红军粮食满山冈。这不是吃的吗？”李少清告诉他，这草吃不得。任弼时说：“不要愁，想想办法。”他瞧见警卫员李少清身上的手枪背带，高兴地说：“有办法了。看，身上背的牛皮带可以吃呀！快解下来。”
于是，任弼时与李少清每人扯住皮带一头，用小刀在皮带上每隔一寸就割开一条很长的口子，一共割了8块，然后亲自把它放到火上烤。烧到见焦时，就把皮面上的黑焦刮去，再放到水里煮。煮了一两个小时，任弼时说：“差不多了，咱们吃牛肉吧。”他带头“咯吱咯吱”地嚼着皮带，告诉大家：“这东西很有味道。”
贺龙、关向应走了过来，任弼时忙招呼他们吃，贺龙等人连声说：“这是好东西，比野菜好！”“你们真有办法！”随后，任弼时的这个方法在红二、四方面军中得到了推广。
走出草地的时候，任弼时原有的两条牛皮带，吃得只剩下了半条。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