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土，搅拌一起敷在孩子的肚脐上，试试看吧。警卫班的战士连跑了好几家才买到两个鸡蛋。蹇先任救女心切，一下子把两个鸡蛋全都用上了。等到取下敷在孩子肚脐上的灶心土时，发现贺捷生体内的高温已将灶心土烧得焦干。但这个土办法真灵，小捷生的高烧退了，精神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一路上大家轮流背着、抱着小捷生，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欢乐，大家都喜欢逗这个小不点。红二、六军团里有一个特殊的俘虏，一个名叫薄复礼的外国传教士，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女孩。薄复礼后来在书中回忆道：“贺龙将军抱着孩子，那么亲切，那么和气，就像孩子的妈妈一样，充满了柔情。”贺龙得知薄复礼会打毛衣，就请他给小捷生打一件毛衣，薄复礼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回忆说：“贺龙叫传令兵给我送来一团质量很好的毛线，上面还有德国商标。我想，这可能是从教会驻地抢来的战利品。毛线的颜色各种各样的，黑的、绿的、紫的、棕的、白的，色彩纷呈。他们还给了一件中国式的小风衣作参考，我自己又设计了一些样式，用各种颜色把它配起来。”薄复礼很用心地连夜编织，织完小毛衣后，他却病倒了。
这个叫薄复礼的外国传教士不是红二、六军团的一员，按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说法，他是“长征队伍里的局外人”。但他在红二、六军团18个月的生活经历，却给他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薄复礼因此在西方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薄复礼的英文名字是鲁道夫？勃沙特，他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瑞士人。20世纪20年代初，20多岁的他受英国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的遵义、镇远、黄平一带传教。“薄复礼”是他的中文名字，是他自己依据中“克己复礼”这一典故起的名字。红二、六军团会师前，薄复礼和妻子在参加完一个宗教仪式后，从安顺返回镇远，路上正好被红六军团战士抓住。红军指战员抓住这两个外国人，非常高兴，他们要把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当作人质，让国民党拿钱来赎，以获取药品和经费。红六军团保卫局长吴海峰宣布要十万元赎金时，薄复礼不顾死活地喊道：“十万？不可能！”第二天，红六军团攻下旧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释放了薄复礼的妻子。
接下来，红军攻下了黄平县老城，在一所天主教堂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这幅地图是用法文标的，但红军里没人懂法文。肖克叫人把薄复礼押了过来。薄复礼回忆道：“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在运动中避免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于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薄复礼开始用生硬的中国话为肖克翻译，肖克仔细地记录，直到半夜才忙完。通过这件事，他俩彼此间有了新的认识，薄复礼与红军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行军途中，薄复礼被红军严密的纪律和非凡的能力所折服。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他对他的友人说：“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红军是怎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跑了。”红军指战员对他的称呼也由开始的“大鼻子”、“洋鬼子”，变成了“薄牧师”，甚至有人叫他“老薄”了。薄复礼主动地为红军做起事来。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尽量给予薄复礼特殊照顾。分战利品时，不会忘记分给他一大块牛肉。薄复礼的鞋子破了，红军战士就会把鞋子脱下来，送给他穿。晚上宿营时，他睡在室内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的楼板上，而红军战士通常是席地而睡，身下只垫一块木板。保卫局长吴海峰还特意找来一只骡子让薄复礼骑。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逼近云南昆明时，肖克给薄复礼摆了一桌告别宴，告诉他：我们已决定今后对不同的外国人实行区别对待，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有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薄复礼又惊又喜。肖克欢迎他留在中国，可以办学校，但明确一条，不准用上帝麻醉学生。肖克询问薄复礼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提出至少需要4块银元，肖克就叫手下给了他10块银圆，并告诉他离开后如何前往昆明。第二天一早，薄复礼徒步走到富民县城，结束了18个月的红军俘虏生活。
获得自由后，薄复礼立即着手把他这18个月的经历写成书，书中赞扬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密。1936年8月，当红二、红六军团还在长征时，这本书就在英国伦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这本书很快又再版。
1986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受肖克将军委托，几经周折，终于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区的卓尔敦找到了薄复礼，薄复礼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肖克和薄复礼在离别50年之后得以再次联系。
多少年来，薄复礼挂念着一件事：他织的那件毛衣是不是穿到了贺捷生身上。他不曾想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