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在外了。会议一开始，他的处境便很狼狈。别人围着长桌坐着，李德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伍修权形容他“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李德一边听着发言，一边不断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认为周恩来在发言的过程中，已经使自己同他和博古保持了一定距离。
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他作报告时依据的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和他三个人一路上在担架上达成的共识（前文里，我们把这种共识，称为担架上的“阴谋”）。
毛泽东是紧接着张闻天发言的。通常，他总是先听听别人的意见，再作一个总结性的结论。但这次他一反常态，首先讲了话。他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比起其他人的发言，他的算得上是宏篇大论了。
他把矛头尖锐地指向了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短促突击”的战术取代了红军实用的运动战（毛泽东曾经总结过十六字要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他的指挥下，红军不顾军事实力的差异，跟蒋介石拼阵地拼消耗，结果一败涂地。前四次反“围剿”，红军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同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都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错误战术致使红军必须放弃中央苏区大转移。所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不是博古所说的军队数量的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毛泽东提出，红军首先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博古和李德犯了“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李德的指挥，一味纸上谈兵：不考虑士兵要走路、吃饭和睡觉，也不问走平路还是山路，地形是平原还是河流，摊开地图，用铅笔一画（李德因此被讽称为“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打好这一仗。——这样打仗，当然是打不好的。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在苏区红军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的事情，红军因此失去了一个获得同盟军的大好机会。如果红军能利用这个机会，能够绕到敌人背后迂回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周恩来、洛甫和他都曾经主张联合十九路军作战。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他说出了很多指挥员的心声，中国土地上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需要外国人的瞎指挥。
伍修权回忆，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就对他说过“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一类的反对意见，引起了博古的不满。博古指责张闻天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对待1905年俄国革命一样。张闻天不服，便和博古吵了起来。李德便来劝架，说这里的事情要由他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办，他们不能起内部摩擦。张闻天虽然和博古一样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但他却不像博古那样唯命是从，他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要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张闻天和王稼祥（1925年，王和张同船赴苏联留学）都全力支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更是如此。继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第一个挺身而出发言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在会议上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李德一再为自己辩护，他只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顾问，只是为中国革命提供意见。现在事情搞砸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的，而不是他。李德一直不承认任何错误，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态度依旧如此。李德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在一段时间内，取得对中国红色革命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不管如何，遵义会议召开后，李德的指挥权便被彻底解除了。实际上，湘江战役的惨败，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在党内错误领导的结束。
遵义会议接连开了三天，因为要讨论的事情太多，也太有必要。一般都是晚上7点开始，每次四五个小时，不时有警卫员进来倒茶换水。与会人员的言辞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站到毛泽东这边，也渐渐理出了红军下一步行动的头绪来。
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应当打过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四川的条件比贵州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交通比贵州便利，人口较多，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矛盾较大，红军可以适当地利用这一矛盾……这一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虽然毛泽东并不主张北渡长江（他主张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但他服从了会议的决定。当时担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对自己在会上的处境打了一个比喻，“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红军的军事指挥由朱德和周恩来共同担当。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内部决定再分工，如何分工，会上没有深入讨论下去。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没有被指派担任军事指挥，但他能够建议和参与军事决策，不再被排除在红军高级领导层之外。伍修权对当时红军的领导问题作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评价：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