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写进发给各军的电令中，他指望湘、桂军阀及“中央军”各部能够执行他的计划，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在湘江以东全歼红军。
不料，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于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这就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18日，红五军团先头部队到达龙虎关前，与桂军四十四师发生战斗。20日，红九军团逼近江华。21日，攻占江华县城。白崇禧得悉红军占领江华，又接到报告，说有红军2万余人，向江华、永明而来，有进袭富川、贺县、恭城之势。白崇禧极为紧张，深恐红军由江华进入贺县或富川，深入广西中部。白崇禧权衡得失，决定立即放弃湘江防线。于是，除留一团在灌阳策应，七十一团从咸水调守全州县城外，将第十五军主力以及第七军覃师全部转移到富川、贺县。而以周祖晃第十九师担任龙虎关防务。至此，桂北全州、兴安、灌阳一带只有桂军三个团，从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百里湘江两岸，没有敌正规军防守。
桂系军阀从全州、兴安一线撤防，顿使何键手忙脚乱。11月23日，何键发给蒋介石长电一封，叫苦不迭，声明湘军无力接替桂军所留下的防守任务，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何键之所以如此气急败坏，是因为桂系军阀从兴安、全州撤防，使湘军陷入非常狼狈和极为不利的境地。
何键，这个背叛大革命而突起的暴发户，到1934年时，已拥有一支人数在10万以上的武装力量，成为统治湖南的地方军阀实力派人物。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薛岳部吴奇伟、周浑元率领的九个师分别为第二、第三路。蒋介石的指令，使湘军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西路军变为“追剿”军。何键受宠若惊，感觉到湘军在追堵红军上所负有的重大责任，他不能不比从前更加卖力。然而，何键之所以热衷于联合桂军封锁湘江，并非只是出于他的责任感，更主要的是湘系集团害怕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湖南立足，形成对湖南的直接威胁。防止两支红军会合是何键的既定方针，为了阻止中央红军从零陵以南通过，何键将湘军嫡系集中在零陵至黄沙河线上。湘军主力集结于零陵到湘桂边境的黄沙河附近，与其说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要求何键务须将红军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命令，不如说是为了防备中央红军从道县北上，直趋湘西。湘、桂军阀在全州达成的所谓“协剿计划”，在兵力配置上，说到底，仍然是自顾自，各自把守门户。广西地段的湘江归桂军防守，湖南地段的湘江归湘军防守。双方谁也不肯越出省外。不过，不属“追剿”军序列的桂系部队肯配合何键封锁湘江，已经使何键感到很满意了。因为这样已可使何键腾出更多的兵力来用于保障湖南的安全。
桂军撤防后在兴安、全州造成的缺口，虽在广西境内，但是负有歼灭红军于湘、漓水东岸“重大使命”的何键遵蒋介石令也有责任补救。正当何键又急又恼的时候，再次接到蒋介石让湘军向南推进，接替桂军原来防线的命令。如执行此令，势必削弱湘军在零陵至黄沙河封锁线上的力量。这是何键最不情愿的。如不执行此令，又怕失去蒋介石的信任，受到蒋的指责。为此，何键大伤脑筋。最后，何键把维护湘系集团对湖南统治的利益看得更高，宁可担当“抗命”之嫌。11月23日，何键接到蒋介石的南进电令时，实际情况并不像何键在回电中所言的那样，即湘军向南推进是“兵力时机两不许可”。事实上，黄沙河的湘军在时间、兵力上完全有可能南下。黄沙河距全州仅25公里，距兴安界首也不过80多公里。如湘军立即行动，11月24日就可接替这段防务。只是因为桂系军阀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放弃全、兴、灌防务，而湘系军阀也出于维护本身安全的考虑，没有迅速填补这个缺口。
何键为了推卸责任，立即以“惋惜”的口气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大肆强调客观原因，替湘军开脱，把责任都推到蒋介石允许桂系的撤离。蒋介石对桂系撤兵，无可奈何，而何键的埋怨、推卸责任的电文，也不无道理，眼看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由于湘、桂双方各自的打算而遭到破坏，蒋介石就把桂军和湘军都大骂了一通。谁知白崇禧根本不买蒋介石的账，立即给蒋发了一封电报。白崇僖在电报中抨击蒋介石指挥失当，“剿匪”不力，标榜新桂系反共坚决，回溯历史，滔滔不绝，把对蒋介石多年的积怨倾腹吐出。具体到封锁湘江的失败，白崇禧拒绝承担丝毫责任，讽刺“中央军”对红军反应的迟滞和无能。认为“追剿”各军如果在湘南对红军能加以“痛剿”就根本不必封锁湘江，应负责的不是桂军，而是湘军和“中央军”。白崇禧态度如此强硬，是由于桂系军阀同蒋介石的特殊历史关系决定的，当时整个西南军阀势力中敢于以这样的口气回击蒋介石的，恐怕也只有白崇禧。
事实上，桂系此时与湘军联合的愿望比何键更为迫切，要把红军堵在广西境外，仅靠广西的兵力是不够的，必须借助湘军的力量，但是，当白崇禧发现让红军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