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决战的架势，另一面又秘密地派出他的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向红军作不再互犯的姿态。蒋介石虽对陈济棠的伎俩有所察觉，但因疲于“围剿”红军，对陈济棠的做法也无计可施。
毛泽东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可以利用。1934年春，正值反“围剿”战事吃紧之际，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身份，多次从瑞金来到会昌，对粤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指示：一定要吸取十九路军兵变的失败教训，抓住敌人内部的矛盾搞好统战工作。毛泽东经过多次调查，工作卓有成效，回到瑞金后心情舒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清平乐 会昌》，其中就有“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周恩来在这次“借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秘密派代表与陈交涉，使南线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这为中央苏区以后向南突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934年9月，陈济棠又密派李君为代表，要求和红军进行谈判。军委主席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信中说：华北大好河山已沦亡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战之联合厖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协定。并拟了五条协定：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蒋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等。
朱德的信很快得到了陈济棠的答复，朱德和周恩来研究商定，遂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前去寻乌与陈济棠秘密商谈。
第二天，何长工和潘汉年带上两名警卫便出发了。这次他们一行四人都换上了便装，何长工和潘汉年一律长衫礼帽，一副商人打扮。两个红军战士也一律随从装扮。四匹红马急速向“南天王”管区寻乌驰去。
第二天一早，陈部少将参谋杨幼敏便带着七师师长黄质文等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谈话很快转到了正题上，双方代表唇枪舌剑，谈了三天三夜，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等；五、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的护照。
谈判刚刚结束，译电员便送来了一封电报，电文是：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潘、何接到电报就起身告辞。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潘汉年、何长工一行到筠门岭以北的木桥边。几个人策马扬鞭赶回于都，周恩来早已派人在于都等候他们。这时已是1934年10月中旬，到了10月下旬，红军中央机关开始突围长征。按照双方“可以互相借道”的协定，陈济棠在湘粤边界划定道路，让出了一条40里宽的通道，让红军顺利地迅速通过广东边界进入湖南。红军只以减员3700余人的代价通过了蒋介石苦心设置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