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伍修权从一个翻译人员的角度，深刻地感受到李德这种“只唯图，只唯己，而不唯实”的作战指挥，是“难免吃败仗”的。
就在李德独揽红军指挥大权期间，作为红军总部作战科参谋的吴黎平，则从履行参谋职能，专事下情上报，上情下达的角度，亲身领教了李德的所谓正规作战指挥程式。从吴黎平的回忆中，人们不难具体、形象地想象到：在瑞金，在红军总部专门为他准备的“独立房子”里，每当李德接到有关军情的电报后，总是要围着他房间里的大地图绕着圈子踱步，一边不断地大口大口吸烟，一边紧锁双眉冥思苦想。时而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时而移动地图比例尺东量西测。然后，神情严肃地口述他的指令，由伍修权译成中文电文，迅速交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并转交军委的朱德、刘伯承等或党中央的博古、洛甫等人签署命令下达执行。李德拟定作战指挥要图，通常连哨兵站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或一座碉堡配置在什么位置诸如此类原本中下级指挥员可以灵活确定的细节问题，他都要作出硬性规定，并用电话直接通知有关部队按图进行标定。当时红军使用的是1：100000的地图，不是经过实地勘测法而是采用问测法绘制而成的，误差很多也很大，有的竟然连地名及敌我位置等都弄颠倒了，甚至出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误差。因此，李德的“地图指挥”常常给部队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加上李德不了解实际情况，又经常朝令夕改，这就使得前线指挥员胸中无数，来回折腾，无所适从，手忙脚乱，结果贻误了许多有利战机。
李德很少离开他的专门办公室——“独立房子”，到前线去进行实地考察和战场指挥，即便是偶尔到了前线，也不认真调查研究，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按照实际情况修订作战计划，而是单纯地检查他那“圣旨”般的“正规化”命令，是否已在前线“无条件”地得到了贯彻和执行。因此，日复一日，部队总结了一条规律，就是李德每到前线一次，部队指战员就要倒霉一次。有一次，红五军团第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去阵地视察，看到有一个山头上修了一座孤零零的碉堡。从军事常识来看，这样独立明显的目标，是最容易招致敌人炮火射击的。唐天际为避免挨打，并充分发挥碉堡的火力支援和掩护作用，指示部队在河边便于隐蔽和发挥火力处构筑了工事。工事刚刚构筑完毕，李德来了，他拿着早在“独立房子”标绘好了的阵地配系和构筑图，到实地一对照，发现图上并未标明在河边构筑工事，便怒不可遏地加以训斥：“谁让在河边构筑工事的？”当即下令毁掉工事，并撤了唐天际的职务。
可是，战斗打响以后，敌人的炮兵只用一炮便摧毁了按照李德的命令构筑在山头上的那座碉堡，坚守碉堡的红军战士不幸全部阵亡。
彭德怀作为一员威震中外的名将，也从战争指挥的角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李德充其量只能算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于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军事顾问。虽然说是顾问，由于其身份的特殊与显赫，他俨然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他过于盲目自信，一意孤行，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保卫战的失利，表明两个德国人之间的较量最终决出了胜负，作为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全线抵御”的战术宣告破产。红十九军团和守备十四师，从1934年4月10日到28日，在广昌与蒋介石的11个师，激战18天，以损失5500多人、广昌失守的代价而告终，全体将士含泪带恨撤离广昌。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随后北大门会昌、筠门岭也相继失守，敌人深入到苏区内部，红军在内线打败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中国革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