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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隆冬，太行山脉，白雪皑皑。在山西省平定县西南一个小村里，抗日军民把打谷场上的积雪铲除得干干净净。12月22日傍晚，数千名边区军民聚集在场上，观看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演出剧作家曹禺的话剧。
在临时塔起的简易舞台上，悬吊着六盏汽灯，把整个舞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演员们那逼真的形象和精彩的表演，叩动着军民的心弦。那位扮演剧中“小东西”的演员，当演到戏里的“小东西”被资本家骗卖、遭毒打、受凌辱，拿着绳子上吊的那一刹那，台下的几位老大娘，竟然老泪纵横地高声喊道：“闺女，不能往那条路上走啊！”
这位“小东西”的扮演者，就是被晋察冀军区授予“模范社员”的文艺战士方璧。
方璧，又名方彩琳，1914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黄山南麓歙县北岸乡五渡村，幼年随父母迁居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她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在校酷爱文艺，是学校业余“文明戏社”的骨干分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后回到歙县劳动。1935年春，又随母亲来到上海，在她姐姐方彩秀家居住。方彩秀于1934年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使方璧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36年秋，方璧到上海虹口旭东小学当教员，不久，进入上海袜厂当记账员。在这里，她同在上海中国普及教育社工作的吴赞唐结婚，并生下一子。夫妇俩都投入了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1938年春节后，方璧在家乡结识了进步女作家胡兰畦。胡兰畦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武汉军校学习，以后又到德国留学，很受人尊敬，年轻一点的同志都称呼她“老大姐”。胡兰畦从上海带来18名女工，组成一个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女工，见方璧长的很秀气，能讲演，会唱歌，好写作，称她是“黄山一支花”，互相间很快成为血肉相连的战友。胡兰畦很欣赏方璧的刚毅、豪爽、正直的性格，经常给她以关怀和鼓励。5月石榴花喷红流彩，胡兰畦介绍方璧赴延安学习。
方璧将孩子托给因革命工作留在家乡的丈夫，辗转到达延安。她被派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同时在校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和演出。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到了延安后，一切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仿若漫漫长夜的尽头，初见黎明的曙光，万物充满着希望的萌芽！我坚信，驱逐日人，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只能由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担当！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艰难寻求的崇高事业，并立志沿着这条道，走完生命之旅。”
1939年7月，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到抗大二分校选调文艺战士。当时，晋察冀前线的斗争形势复杂，战斗频繁，生活十分艰苦。方璧是女性，又是尚未过语言关的南方人，未被入选。然而，方璧找到领导人，再三要求到前线去。领导上终于批准了她的请求。
那时，抗敌剧社分成戏剧、歌舞、音乐、美术4个队，是综合性的部队文艺团体，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战斗环境中进行的：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搞创作，在枪炮声隆隆的行军路上背台词，在宿营地排练演出。演出往往是从黄昏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经常是舞台演出结束，收拾完服装道具，闭上眼打个盹，天就亮了，接着又踏上行军的路程。在部队演出的空隙，方璧帮助炊事员淘米，切菜，洗衣服；主动要求为放哨、执勤的官兵唱歌，表演小节目；或者帮助饲养员拔草，煮料豆。同志的衣服破了，她找来缝补；用组织上发的每月一块钱的零用钱给同志们买来纸笔，练习本子。她总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大家称她为“闲不住的黄山姑娘”。是年冬，方璧经过群众评选，被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授予“模范社员”的光荣称号。
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战胜日寇封锁。抗敌剧社配合大生产运动，夜以继日地编排各种形式的“生产大活报”剧，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增强边区军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方璧同过去一样，前台上戏，后台写剧作，做舞台工作，几副担子一肩挑，人累瘦了，眼睛熬红了，剧组的同志心疼地说：“方璧真要把命搭上去了。”方璧面对赞誉，只是淡然一笑。
1941年除夕，抗敌剧社随军区机关，驻在平山县陈家院，晚上大家正凑在灯光下包饺子，庆祝边区粉碎敌人大“扫荡”的胜利，剧社社长汪洋召集全队开会，布置紧急任务。他说军区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聂荣臻司令员觉得与会的各分区领导常年战斗在前线，生活紧张激烈，需要在开会时松弛一下脑子，请他们演出曹禺的话剧。剧中，方璧饰演受尽凌辱的“小东西”。为准确地把握人物形象，让受摧残受迫害而走投无路的“小东西”震撼官兵的心，她反复揣摩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过去在上海做女工时的生活中吸取养分，选择恰当的表演形式。她谦虚认真地听取导演的启发和同志们的帮助。为了一句台词，一个动作，她可以饭不吃，觉不睡，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练习，直到自己和大家都满意为止。正月初三那天晚上，在村头一片宽敞的空地上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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