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之后，要看看李白揽了什么“生意”。小裘暗吃一惊：那皮包里不是装着收发报机吗？暗探打开一看，见装着两部收音机，检查了一阵，没有找出什么破绽，又寒暄几句走了。小裘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李白，他哈哈大笑说：“我料到他们要来这一手，早准备啦！这里不能久呆，要搬家了！”
他们东搬一处，西搬一处。李白有时化装成老板，有时化装成店员，有时又扮成技术工人，巧妙地避开了敌人，每天都同延安通报。由于敌人用灵敏度很高的无线电测向仪侦察李白电台的方位，他们不得不经常转移。
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延安总部拍发后，不几天李白就报告党中央，说上海党组织将纲领散发到了全上海。
1942年中秋节前夕，李白和小裘上街买了两个小月饼，准备过中秋节。晚上，李白又上楼工作了，他和往常一样，关好阁楼的窗户，戴上耳机，开始集中精力向延安总部发报。
夜里3点左右，日本宪兵队的警车突然风驰电掣般而来，迅速包围了李白的住所，并且“咯咯咯”地开始砸大门了。显然敌人发现了李白电台的位置。李白感到情况非常严重，便向对方拍了“PSEQRX”（英语缩语，意即：我这有情况，请你等等）。
敌人踢开了大门，十几个日本宪兵向阁楼冲来。李白见拆电台转移已经来不及了，便索性坐下来，从容地发完了电报。最后，连续向延安总部电台拍了七八次“PSEGB”（再见），后面一声，时间拖得特别长。李白边拍“再见”，边把电报稿纸塞进了嘴里。
当敌人冲进密室，把刺刀对准李白的时候，他已经把电报稿纸咽了下去，心情十分平静，眼里射出了轻蔑的目光……
李白和小裘一起被捕了。他们被押到四川路桥北面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分别关在六楼的两个房间。有一次，裘慧英遭到一顿毒打之后，被拖进了李白的房间。她看到：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人昏死了过去。凶恶的敌人用冷水将他浇醒，逼着问：给谁干的？领导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同党？
李白咬牙切齿地回答敌人：“没有什么好讲的！”
日本特务又问：“你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
李白眼一闭，不作一声。
特务们又当着小裘的面对他用刑，李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次，可始终是那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没有什么可讲的！”他那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给了小裘巨大的鼓舞。
敌人又想用电刑来折磨他的意志。他们把电线绕在李白的手腕上，然后通电。这时，李白的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能动弹了，话也讲不出来，当电流通过时，嘴里就禁不住发出一阵嘶叫。
小裘在一旁看着，心都快要炸了，跳起来叫道：“你们要他死，一枪打死他好了，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呢？”
敌人却冷笑着说：“你舍得，我们还舍不得哩！他死了，谁招口供？”
就这样，敌人把李白折磨了一个多月，始终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只好先把裘慧英放了。
党组织想了很多办法，多方营救李白同志。1943年6月，李白总算出狱了。他一到家，就问：
“领导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一点见到他们，好早一点恢复电台。”
小裘说：“你伤这么重，怎么工作呢？”
“慧英啊！你只看到我的骨头被打断了，皮被打裂了，但革命意志是打不掉的！敌人的残暴只能使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李白接着又说：“我们亲身经历过敌人的残酷迫害，难道能允许敌人继续残害老百姓？不能！我们只有积极斗争，勤奋工作，才能早日赶走敌人，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在李白的多次恳切要求下，党组织又给他分配了工作。
上海是不能呆了，李白他们就暂时到了浙江淳安。不幸，李白第二次被捕，多亏同志们营救得快，才脱出虎口，后来便转移到江西等地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组织又把他们调回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重新战斗在“上海——延安”的空中通信线上。
由于没有社会职业，容易引起敌人注意，李白就在渔船上找到了一个修理收发报机的工作做掩护。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自己收发电报，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每天睡眠时间都很少。小裘怕他身体吃不消，劝他注意休息，可是李白却说：“一个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工作得顺利，就是最大的快乐。”他又说：“长征时，部队行军，我们也行军；部队休息，我们还要发报，报发完了，又开始行军。现在比起长征时的情况，要好多了。”
1948年12月29日晚上，李白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敌人又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处理了电报稿纸。刚把电台隐藏好，几十个敌人便闯进屋来，翻箱倒柜，挖起地板，撬开隔墙，把电台搜出来了。李白当场被捕，被押到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大队。
在那里，他再一次受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