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这年年底，在日本的一次御前会议上，陆、海军头目就日本今后在亚洲的军事动向，是北进还是南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海军的南进主张获胜。于是日本侵华大本营作出如下决策：在德军深入苏联境内后，日军将不是从中国北面进攻苏联去援助德军，而是全力南下掠取英美在西南太平洋的广大资源地区，称霸东南亚。此时，延安已两次来电向上海党的情报组织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经在上海的中西功和在南京的日本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证实，日本确已采取了南进的部署。郑文道迅速送出了这个情报，从而为党中央及早准确判断当时日本侵略军的世界战略意图，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周恩来说：“这个情报是国宝。”此情报转去苏联后，为苏联从西伯利亚抽调兵力投入战场，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郑文道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满铁”工作的同时，还负责接收和转送中共南京情报组织从汪伪政府和日军华中最高指挥部获取的上层重要情报。这个工作艰苦又冒险，凡了解他的同志，常常为他的安危担心。但他临危不惧，经常出入于南京情报组专门与他单线联系的张明达在上海的住处，或在事先约定的公园等处取情报。在开展工作中，他认真负责，胆大心细，从不耽误时间。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从不打听与本身任务无关的其他工作情况。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经郑文道亲手接收和转送的重要情报近百余件，从未发生过丝毫的差错，堪称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左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又称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案情牵涉面既广且深，日本当局为此大为震惊，决定对驻国内外的情报机构进行一次全面审查。随着案情的发展，逐渐牵连到日本在中国的“满铁大连总机关”和“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人员。中西功得到消息后，认为事态的发展必然牵涉到自己和其他日本同志及中国的郑文道。于是，他将此危急情况立即告知郑文道，要他迅速应变，尽快脱离。郑文道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仍保持了镇静。他紧锁双眉，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如果突然离去，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还可能危及打入“满铁”的其他同志。为了保护同志，保全这条重要的情报渠道，他横下一条心，即使天塌下来也由我一人顶着。于是，他郑重地对中西功说：“我清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明白自己从事的工作的危险性，我知道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但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遂将此危急情况迅速汇报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并对自己住所作了认真检查，不留任何可能被怀疑的片纸只字。不久，中西功被捕。
1942年7月29日清晨，上海阴云满天。从东京来上海的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窜进拉都路敦和里28号三楼，逮捕了郑文道。敌人仔细搜查了郑文道的房间、箱柜，像梳篦似地检查了每本书籍和每个角落，却没有发现任何“罪证”。为了急于了解郑文道和哪些日本人有来往，便迫不及待地对他刑讯逼供。郑文道一口咬定与日本人仅是职业上的关系，无其他来往，并愤怒地反问敌人：“本人在满铁工作，从无过失，却无辜受此刑讯，这是为什么？你们太不讲理了！”日本特务被问得无言可答，只好将他押上敞篷吉普车，送往四川北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
郑文道利用闹市区的人群熙攘，乘敌不备，突然纵身跳出了车厢。终因车速太快，脚未落地，头部先撞在马路边水泥地上，撞开了一个裂口，血流如注，腿部也受了重伤倒在路上，不能动弹。敌人怕再发生意外，慌忙将郑文道抬上车，向四川北路驰去。
到了日军宪兵司令部，郑文道由于流血过多，神志昏迷，处于休克状态。日本特务怕失去活口，把他送到四楼医务室抢救。
在郑文道治伤期间，敌人多次对他刑讯逼供。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头目却常来查看伤势，询问病情，劝进饮食，以示“关怀”，企图套取口供。他们红脸、白脸，软硬兼施。但郑文道沉着应付，装作头昏乏力，低头不语，不吐露任何情况。他已为迎接即将面临的一场更为严酷的考验，作好了准备。
半个月以后，郑文道的伤势初见好转，能稍进饮食。敌人认定他已无生命危险，便急不可待地审讯。他咬住老口供，死不松口，叫敌人无懈可击。
郑文道的身体依然很虚弱，行动困难。他利用进厕所的机会，低声对一起被捕的难友倪之璞说：“我不行了，你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由我承担。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好的，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在审讯室，日本特务初则对他百般利诱，郑不为所动；继则凶相毕露，对郑施以酷刑，郑坚贞不屈，咬定老口供再不开口。日本特务们个个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一筹莫展，只得将郑文道押回病房，准备改日再审。就在郑文道被押回四楼病房时，他抓住敌人疏忽的瞬间，从窗口跳楼而壮烈牺牲，用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彻底粉碎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