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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的爆发，触发了中华民族全国抗战的狂涛怒涌。正在柏林工作的德国共产党员、世界知名记者、政论家汉斯·希伯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难以自持。他急匆匆地赶到家里，对妻子秋迪女士说，我所热爱的中国在英勇地战斗，我要回到我的第二故乡——中国，同4万万同胞一起并肩战斗，用我手中的笔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呼吁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秋迪女士深知汉斯·希伯一直在眷恋着中国，便娇嗔地一笑：“我知道留不住你，好吧，你先走，我随后就去……”
于是，汉斯·希伯踏上了征程。这是汉斯·希伯第6次到中国来。
这位1897年6月出生于克拉科夫的德国著名记者，从他的青年时代起就关注着中国的革命斗争。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他便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于1925年来到上海，以后又到广州，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在1925年至1927年汹涌澎湃的中国大革命中，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的工作，向世界揭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义愤填膺，公开声明：已经不能把国民党的观点和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了。于是辞退工作，不久回到欧洲。
1928年2月，他在柏林以“亚细亚人”为笔名，用德文出版《从广州到上海》一书，倾注他对中国革命的热切关注。
1931年，日寇侵略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希伯夜以继日地为英国《曼彻斯特导报》和美国《太平洋》、《亚细亚》等报刊撰稿，发表他关于远东中国问题的报道和论文。在那许多作品中，他以深远的目光，锐利的笔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控诉法西斯的罪行，唤起人类的正义感，以图推进国际和平局面的早日实现。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希伯看到中国国内再次实现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深受鼓舞。他作为一位忠诚的国际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寄托着无限的希望，急切要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抗日根据地军民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抗战的动人篇章。
1938年，希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见到了他所仰慕的毛泽东，参观了很多单位，访问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延安蓬勃的革命生机以及从领袖到群众坚定的抗战决心，使希伯深受感动。他在一篇文章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在这里我看不到任何悲观消极的情绪，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为夺取抗战胜利而紧张工作、战斗的景象。
1939年初春，希伯来到新四军军部——皖南泾县云岭采访。在这里，他受到了周恩来和叶挺的热情接待。在向叶挺军长采访中，他了解到新四军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的动人情景，于是不顾连日劳累，夜以继日地为《美亚评论》撰写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地记述了新四军成长、发展的历史，高度赞扬“这支军队忠诚于抗日统一战线，具有老红军那种独有的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精神，老红军的丰富战斗经验和游击战术”，指出“新四军在日本占领区作战，使人民中的失望情绪得以克服。新四军尽力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广大人民树立争取最后胜利，解放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1941年1月，蒋介石一手策划“皖南事变”，并对叶挺和新四军大肆进行攻击诬蔑。希伯对蒋介石的行径，极为愤慨。他为了向全世界揭露事变的真相，立即在《美亚评论》上发表了《叶挺将军传》。在这篇传记中，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概括了叶挺将军光辉战斗的一生，指出叶挺将军的生活经历“完全不是一个中华民族自由事业和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的背叛者的经历，而是一个现代中国军事家为反对日本侵略、保卫祖国而进行斗争的经历。”他大声疾呼：“立即释放叶挺和停止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一切进攻，是继续抗日和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首要条件。”
不久，希伯听到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的消息，便与不久前来华的夫人秋迪女士一起，由上海乘船，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在苏北，他会见了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粟裕，考察了盐城、阜宁等新四军活动的地区。苏北抗日军民的抗战热忱，使他激动不已，他整天紧张地工作着，访问、出席集会、演说、整理材料、撰写文章。在苏北仅仅两个月，就赶写出了一部约8万字的书《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专题报道《重访新四军占领区》、《在日本战线后面的新四军》。他在这些文章中多次申明：敌后的抗战，对敌人来说是既摆脱不掉更消灭不了的。在新四军那里，看到了新中国的基本精神与初步规模。
当时，山东抗日战场的形势还没有被世界各国所了解。为了向世界人民报道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希伯在苏北的考察结束后，于1941年9月匆匆赶到山东滨海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采访。
艰苦抗战的山东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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