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送口信，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南京会谈。于是，张子华便以国共双方使者的身份，冒着极大的危险，常年奔波在南京与瓦窑堡之间。
1936年5月中旬，正是陕北高原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美好季节。张子华从南京回到了这片温暖的土地，不顾旅途劳顿，当即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闪着一双兴奋的剑眉，当即给谌小岑写信：希望谌小岑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还约请曾养甫、谌小岑来陕北晤面。周恩来还给张伯岑、时子周等爱国人士写信，陈述中共的主张。
张子华携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再次秘密地来到南京。因为这次国共谈判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激烈，随时可能翻脸。张子华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旦有个闪失，就会有杀头的危险。果然不出所料，张子华到南京后，要求谌小岑给找一个住处，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公开活动。国民党当局却深怕国共两党谈判的机密被泄露出去引起内乱，竟把张子华投入监牢。谌小岑劝曾养甫说：“‘两方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同意释放张子华，由谌小岑陪同到上海。
到上海后，张子华熟练地编了一份电报密码，要求谌小岑给一个南京电台呼号，以便两党通过电台进行联系。曾养甫害怕由南京电台联系影响太大，便给了一个汉口电台的呼号。同时，曾养甫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张子华带着密码及信件，不顾疲劳，跋涉千里，于8月27日赶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这是张子华为早日促成国共合作的第3次陕北之行。
中共中央对张子华带回的情况十分重视，在认真研究分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的讲话之后，不失时机地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并且指出：“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之中。”周恩来于8月31日给曾养甫复信，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
9月20日，张子华携带着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信件，又风尘仆仆地南下广州。当时，南京政府刚刚解决了两广事变，曾养甫已调任广州市长，陈立夫也到广东视察。张子华将周恩来致二陈和曾养甫的信交给了谌小岑。27日和曾养甫会晤，曾养甫向他口授了国民党政府的4项条件：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3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4立即派人具体谈判。并提出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还把为周恩来准备好的护照交给张子华，请他速回陕北报告。
第二天，张子华就发电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曾养甫邀请周恩来谈判的意见，并于10月4日返回西安，详细电告了国民党的4条谈判条件。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但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陕北根据地，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时机仍不成熟。中共中央于10月14日决定：周恩来暂不去广州，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10月17日，中央得知蒋介石飞到西安，即电令张子华交涉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谈判。但终因蒋介石坚持要消灭红军，致使这次交涉未获得任何结果。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张子华也于11月中旬返回保安。党中央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尽管国共两党领导人员的直接面谈未能实现，但他在沟通关系、传递信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而被任命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2月12日，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张子华又奉命随周副主席于15日离开保安，前往西安。他16日来到延安。17日，同周恩来乘张学良的专机到西安。从此，他便以周恩来的秘书、红军总部参谋的身份在西安进行统战工作。他同宁夏驻西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主动拜访了宁夏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柴成霖，会见了来西安的宁夏党政要员，还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宁夏军阀马鸿逵再次提出谈判，并委派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参谋的身份，到银川商谈成立统一战线和释放红军被俘人员等问题。
1937年8月，张子华踏上了养育他的家乡大地。他连家都顾不上回，就直奔银川，同马鸿逵谈判了两次。马鸿逵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