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具体指导；政治工作要具备经常的紧张性和机动性，保证政治工作不间断地进行和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
第一届政工会议后，袁国平到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敌后战场视察，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他通过在前线约两个月时间的视察，对坚持敌后抗战取得抗日胜利更充满信心。他在写给亲属的信中说：“敌愈深入愈困难，兵力分散，交通延长，后方空虚，地形不利，而我则前有正规军顽抗，后有游击队积极行动，前后夹击，必使敌人之泥足越陷越深。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只不过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
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移到泾县云岭。2月7日至16日，新四军召开第二次政工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执行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下召开的。会上，袁国平作了题为《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
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和它所具有的各种特点，给政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袁国平重视研究政治工作如何适应部队在新的历史时期执行新的任务所带来的新情况，及时总结政治工作适应新情况的新鲜经验。1939年2月15日，袁国平在《抗敌》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在文章中，他具体分析江南敌后环境的特点，根据在江南敌后作战8个月的经验，论述了在新的条件下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所需完成的任务。他指出：江南水乡，地势平坦，河流交错，游击战争十分困难；江南又是有名的“温柔乡”，对军队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军队分散游击在敌后，最易脱离上级掌握，助长流寇主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军队没有政治工作，要坚持江南敌后抗战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强调要把政治工作作为军队的生命线，依靠坚强的政治工作战胜困难，争取胜利。为加强军队在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他提出：首先，要确立与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在部队中设党代表或政治委员，团以上设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治机关，提高政治部主任的权力。其次，要加强政治宣传教育，使部队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战斗热忱和严肃的纪律。第三，要加强民众运动。第四要加强敌伪工作。第五，要做好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他在论述每一项政治工作任务时，都具体分析了它的现状和着重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做的具体方法。他这篇文章，是对敌后游击战争中新四军政治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1939年12月2日，新四军政治部召开宣传教育工作会议。袁国平在题为《过去宣教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说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如何建脑？就是宣传教育，把头脑武装起来。我们要把党的政治主张变成一种实际的物质力量，就要依靠宣传教育，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还指出：“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和实践的一致。”为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提出了下列教学原则：（1）集体学习、研究，互相帮助；（2）中国化，通俗化；（3）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时施教；（4）教、学、做的完全一致；（5）启发重于注入，理解重于记忆；（6）由具体到原则，由原则到具体；（7）循循善诱，循序渐进；（8）批判精神，科学态度；（9）基本教育与宣传鼓动相联系；（10）计划切实，检查深入；（11）博而又约，约而又博；（12）形成学习空气。
1941年元月，新四军军部及皖南新四军奉命北移，开赴抗日前线。行至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有预谋的重兵围歼。
在优势顽军的强大攻击下，袁国平率领直属纵队奋起自卫，多次打退潮水般涌来的敌军。
突围中，大部人员牺牲，小部人员随袁国平从重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此时，他身负重伤，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待苏醒过来后，他对守卫在身边的卫士连战士们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
战士们在副连长李甫的带领下，轮流背着他，连夜继续突围。天大亮时，他们赶到章家渡口。大家跳进冰冷的河水里，用手托头顶，抬着他渡河。这时，被敌人发现，敌军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好几个战士中弹倒在河水里，剩下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抬着他过了河。
上岸后，他们在一座古庙前休息。袁国平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眼神凝滞。他吃力地挣开眼睛，看了看围在身边的战士，用极度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上……替我……汇……报……”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已摸出别在腰部的勃郎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他安详地躺在地上，眼睛定定地眺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和喷薄而出的红日。
1955年6月，袁国平烈士的遗骸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广州军区政治部、湖南省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