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起义获得成功。这次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胜利后，叶挺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参谋团（军委会）委员，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并兼第二十四师师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失利。
1927年12月11日，我党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事先，中共广东省委已预定由叶挺担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鉴于他是国民党反动派搜捕的重要人物，省委为了保护他，仍暂留香港。直到起义前几小时——12月10日晚才赶到广州，了解情况，协同张太雷等指挥部队作战，很快占领广州。13日，反革命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广州城起义军疯狂反扑，形势十分险恶。叶挺建议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或向北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或向东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部队会合。但这一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起义军遂陷入敌之重围。叶挺和聂荣臻观察战斗情况后，即组织部队撤退。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乘船到达香港。广东省委召开会议，检查广州起义问题时，指责叶挺对起义“消极”、“动摇”，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这种做法，不久即被中共中央否决，但已产生恶劣影响。为使组织上能正确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叶挺于1928年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写了书面报告。但共产国际中国部负责人抱着对中国革命失败的不满成见，对叶挺的意见置之不理。叶挺投诉无门，独自离开莫斯科，先后到德国、奥地利、法国、新加坡、澳门等地，度过了10年流亡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正式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0月，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改编成为一支抗日部队，请叶挺出任这支队伍改编后的军事领导工作。叶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自己的力量”，毅然接受了这一使命。10月，他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组建新四军的事宜。他在毛泽东主持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938年春夏间，叶挺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项英（实际是政治委员）等，在皖南岩寺（今黄山市南）完成对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整编工作。全军编为4个支队，共9个团。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共同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他根据当时沪、宁一带城市与交通要道已被日军占领，广大农村日寇尚无力顾及的情况，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积极支持各支队向敌后发展。为统一和加强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叶挺于1939年4月末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5月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将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分途开赴皖东敌后，建立津浦路西和路东游击根据地；同时沟通与活动于皖北的新四军游击队的联系，筹划将其编为第六支队。叶挺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订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打开新的局面。
在叶挺等人指挥下，3年中，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4000余次，歼灭敌人10万余人，创建了苏南、苏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淮海等大片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2日，日军步骑炮兵5000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攻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叶挺提出：鉴于敌军大队人马沿公路拥进，我军应在敌人前进路中设纵深阵地，以层层堵截、相机反击的积极防御战法，消耗、疲劳、战胜敌人。经项英同意，叶挺亲赴前线，全权指挥作战。
部队出发前，叶挺在动员大会上讲话。他操着浓重的客家乡音，先向到会的指战员发了几问。一问：“今天开的是什么会？”引来一声“战斗动员大会”的回应。二问：“我们开会做什么？”又引来一声“准备打鬼子”的响亮回答。三问：“打鬼子要流血牺牲，你们怕不怕？”再引来一声“不怕”的吼喊。接着叶挺高声提议：“不怕死的举起手来！”随着叶挺的举手动作，全体官兵齐刷刷地把手举了起来。“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是我们为人民流血牺牲的时候了，只要我们不怕死，就能打败敌人的进攻！”
叶挺驱马赶赴前线，亲自检查指点加修掩体，配置火力，指导部队埋设地雷。日军企图凭借其飞机大炮和精锐骑兵的优势，直扑新四军军部云岭，妄图速战速决。叶挺则指挥部队据险设伏，节节抵抗。他派出轻便小分队，夜以继日地阻击、袭扰敌人，使日军装备、兵力上的优势无法发挥出来，在不到20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