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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民族英雄。他在总结自己的经历时说过：“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见危受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召。”
1913年8月，西北军冯玉祥部到河南郾城招兵。一个宽脸庞，大眼睛，体格魁梧的青年，跟在一行青年的后面，挨个接受体格检验，一下就被选中，当了一名士兵。他就是吉鸿昌，当年18岁。
吉鸿昌，幼名恒立，字世五，1895年出生于河南扶沟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曾入私塾读书，后在杂货行当过学徒。他性格刚强，能吃苦耐劳，当兵后打仗勇敢机智。1915年秋，冯玉祥部回驻长安（今西安），每日早晨操练前，冯玉祥总要坐在司令台上问：“弟兄们，我们是谁的军队？”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有一天早晨，冯玉祥又这样问士兵。话音刚落，只听得吉鸿昌大声喊：“我们是洋人的军队！”顿时，全场骇然。冯玉祥很震惊，命卫兵将他带到台前，问道：“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洋人的军队？”吉鸿昌答道：“听洋人的话，替洋人打仗，信洋教，为啥不是洋人军队？”冯玉祥又问：“你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怕洋人吗？”吉鸿昌理直气壮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干吗要怕洋人？”冯玉祥很赞赏，问其姓名，即令释去。次日，部队取消神甫制，又挑选精壮士兵数十人，成立学兵连，让吉鸿昌到该连学习。
1917年，冯玉祥成立手枪队，吉鸿昌被提拔为手枪队的连长。1921年提升为营长。1924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奉军15万，进兵山海关，直系军阀吴佩孚命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迎战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面对前唯死路，后无生计的绝境，倒戈回师，于10月22日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起义”），23日在北苑决定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转向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道路，“誓将为国为民效用”。1925年春，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务。同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都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当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国民军总部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取名新村）大院开办了营以上军官轮训班，学习三民主义。吉鸿昌在这里结识了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宣侠父、陶新畲等，开始接受革命道理。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重振军威，组织国民军联军，并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时任五旅旅长的吉鸿昌率部为西北军先锋，从兰州出发，首先赶到西安外围，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于11月27日打败刘镇华镇嵩军，终于解除西安之围。五旅编为第十九师，吉鸿昌任师长。
1927年4月，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出师潼关，数路东征，同南方北伐军呼应，夹击奉军。吉鸿昌率部取洛阳，克巩县，强渡黄河，占领新乡，一路打了许多胜仗，十九师被誉为“铁军”，吉鸿昌成为西北军有名的闯将。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吉鸿昌由于在同共产党人的交往中，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在十九师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因而十九师番号被撤销，吉鸿昌被调到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1928年秋任三十师师长，奉命赴甘肃。
1929年夏，吉鸿昌率部进入宁夏，任宁夏省主席。蒋介石想拉拢吉鸿昌，用飞机给他空投了“第九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吉鸿昌气愤地撕毁委任状，说：“蒋介石和我们算是哪一门子亲戚？”他在自己的相片上写道：“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他整顿军队，把原佟麟阁第十一师和门致中第七师合编为第十军，自任军长。他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决心为民兴利除弊。这年年底到1930年初，第十军缩编，恢复第十一师，吉鸿昌重任师长。
从1930年4月起，阎锡山、冯玉祥同蒋介石在河南、山东交战，十一师被调往前线作战，打破了吉鸿昌开发西北的梦想。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利下野，其部队被蒋介石改编成二十二路军，吉鸿昌被任命为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三十师师长，调往河南信阳。
这年底，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派遣吉鸿昌率部移驻潢川，进攻光山、商城一带的红军。吉鸿昌对于“剿共”很反感。在与红军作战中，部队遭到挫败，这引起了他的深思：红军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他化装秘密进入苏区调查，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回部队后，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蒋介石派特务冷欣任二十二路军高级参议，督促、监视吉鸿昌的行动。吉鸿昌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在苏区周围绕圈子，编造假捷报，上报蒋介石。蒋介石接到冷欣的密报，急调陈诚等十几个师的兵力逼近吉部。吉部决定在潢川马上起事。但遭到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等人的反对，起义计划失败。1931年8月，吉鸿昌被解除兵权，令其“出国考察”。他将要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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