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6万多家在流域内星罗棋布。”这块地区以0.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十分之一的GDP，其代价则是水域面积5551平方公里、河道总长约12万公里太湖水系被严重污染。《财经》引用太湖流域管理局的监测数据说，“近几年，太湖流域每年直接排入河湖的工业和生活废污水量，都在50亿吨左右；而太湖本身在正常水位下的库容也只有44亿吨，也就是说，每年排入太湖的污水能够填满整个太湖还有富余。”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到太湖西岸、江苏省宜兴市东北部的古镇周铁镇转了一圈，惊讶地发现，“这个总面积仅有73.2平方公里的小镇，却是江苏乃至全国著名的‘化工重镇’，最多时全镇有300多家化工企业，1998年，该镇化工行业的产出规模占全镇经济总量的85％。由于化工行业特有的污染性，该镇的结构性污染较为突出，对太湖水质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镇子的河道里“水色浑浊，散发着臭味，上面还漂浮着不少说不清颜色的污物。”
太湖蓝藻水危机爆发之后，周铁镇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仅是因为身为化工重镇的周铁镇被视为污染源之一，更因为无锡市政府随后通报，“太湖水生态危机发生后，小化工企业集中的宜兴市（无锡市辖）周铁镇、丁属镇部分企业继续顶风违法，连续在夜间偷偷向太湖超标排放污水”。于是无锡市政府接着就对“治污不力”的5名干部做出处罚，其中包括周铁镇的镇长和宜兴市的环保局副局长。失去保护的周铁镇小化工厂，也纷纷被列入了关停名单。如此一来，也难怪周铁镇的镇民们对来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颇不客气，甚至动手动脚。但是无论他们怎么不乐意，这些污染严重的工厂的关闭命运，已经无可避免。
在这片地区出现因为乡镇企业闻名的“苏南模式”，在经济上成为中国众多城市的榜样的同时，污染已经越发严重，只是在到达一个污染的引爆点之前，外界无人注意而已。《财经》杂志的报道说，蓝藻早就曾经在太湖现身，最早在1970年代初就已经有。当时中国经济尚未改革开放，自然也难提大规模工业污染。随着经济发展，太湖的蓝藻也就越发肆虐，“其爆发成为一种现象，却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后期，每年都会爆发两到三次，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到太湖梅梁湾等区域；及至90年代中后期，每年爆发的次数则增加到了四到五次，爆发区域也逐渐向整个大太湖扩展；到了2000年，进一步的监测结果显示，连太湖的湖心区域都开始出现严重的水华。”
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注意到污染和恶化，开始屡次发起治理水污染的行动。“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1998年12月的‘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1999年1月1日零点前，太湖地区1035家重点污染企业必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不过，到了1999年年底，太湖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与一年前相比，反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态势。”
《南方周末》的记者经过调查后说，原因在于治污行动在控制污染源上的失败，地方政府因为财政收入的原因往往不愿意关闭当地的排污工厂；治理太湖污水又需要太湖流域几个城市相互配合，这就难免发生“公地灾难”，那些治理好的城市损失了财政收入，但是因为其它城市不治理，又只能享受一个被污染的太湖，如此一来，更加无人愿意治理污水，关闭自己境内的工厂。
《财经》杂志说，以往治理太湖的计划，都过于“轻敌”，结果发现越治理，污染越严重，比如在《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中，总结“九五”计划得失时发现，在要求太湖“变清”的2000年，太湖流域的污水排放量反而大量增加。而且，更加致命的是，即便所有排污口都达标排放，污水排放量也会远远超越太湖的纳污能力。《财经》引用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的一句话说：“按现在的城乡排污量和达标排放的标准治理太湖，太湖流域的水永远达不到清洁地面水的要求。”
2007年的太湖蓝藻水危机事件反而成了太湖之福。它引发的一个城市的恐慌让政府高层颇为震动。在2007年6月11日举行的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并发表了长篇讲话。没有出席会议的温家宝则批复说：“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开展多年，但未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太湖水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如此重视，当地政府也开始对污染源下铁手治理，关闭污染严重的小工厂。
曾经是中国工业发展楷模的无锡，却深陷一场治理污染的战斗，这或许是中国未来很多城市将要走的同样道路。因为中国似乎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去摆脱经济发展——污染——治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