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时，就在自己家中摆起五桌的酒席，宴请他的本地邻居。
六年之后，所有的新鲜感都化作了陌生感产生的敌意。而自己的不走运也让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变得愤世嫉俗。在经历过几份短暂的工作之后——其中包括在上海吴淞码头的两个月工作——他只能无所事事呆在家中，抽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解忧。仅仅在一个月之前，他和自己年轻的妻子办理完了离婚手续。用他愤世嫉俗的话语来描述，这是因为，年轻的妻子在外面打工，接触的人多了，“学得脑子坏掉了”。而这只是一位打工女孩思想变得开放的另一种说法。
他开始回忆云阳家乡的山路和江水，回忆那些在水上讨生活的日子，他是一个很好的船夫，并且在浅水区还能兼任纤夫，阳光把只穿一条短裤的身子烧得漆黑，“像鬼一样”。崇明岛修到每个家门口的水泥路和他日渐白晰的皮肤不能平息他的抱怨。他困惑着这样的生活何时能够看到转机。他拼命抱怨着自己的贫困和无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未有人认真去倾听。
最大的困难在于找不到事情做，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所以，政府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而将工作给了本地人。黄万平和丁方银分别重复了上面的话。那些工作，比如村子里清扫街道的清洁工，比如洗衣工。拒绝他们的理由可能是年龄、学历和性别。只有一次，被拒绝的黄万平不知所措：“他们说，原因是你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这里的地方政府尤其不好，对于大新镇的三峡移民而言。尽管几年前的区划改革已经将大新镇合并到竖新镇，但是移民们仍然固执地将矛头指向大新镇镇政府。
从竖新镇镇子到大新的集市，乘坐崇明的另一种出租车电瓶车需要20分钟。在一条长街上是一溜农贸市场，小贩们用长方形木板在大篷下简单的搭建起临时的货品堆放处。
在这条长街上，泾渭分明，南边是本地人的摊位，而来自三峡的移民则占据了北边一半的摊位，而且，都是在卖猪肉。他们是从云阳来的第二批的移民。
他们围拢了来自北京的记者，每个人抱怨自己的不满。其中包括，镇上所有的信息他们都不知道，这种信息的不对等让他们错过了许多“好事”，比如好的工作等等。原因是，镇上的广播都使用崇明话，而听懂这种上海话对全国各地大部分人都是一种挑战。工作是最难找的，而政府似乎在刻意刁难，比如前一阵子清理河道，在其他镇子，每户移民都会有一个名额来获得这份月薪700元的工作，但是在大新镇的移民却根本没有人能够获得这份工作。
即使是现在在这里卖肉，也可能难以维系。因为镇政府在试图规范这些摊贩。他们在修建一个室内的菜市场，但是这个菜市场的每个摊位都要拿来拍卖，每个摊位就需要20万左右。说到这里时，王正英就提高了嗓音，尖利的女声直冲人的耳膜。
沉默寡言的刘远清曾经试图找过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希望能够贷款买到一台农作物收割机，这样，依靠为当地的农民收割稻谷，农忙季节也可以有一万多元的收入，但是即使用自己的房产作抵押，他也还是被拒绝了。于是，他也只好到这里卖肉了。
62岁的李远福固执地讲一口重庆话，而不是像他的同乡那样，尝试着用蹩脚的普通话跟人交流。他说，太聪明的人不会移民，他们有别的出路，而太笨太胆小的人也不会移民，因为他们怕适应不了新的环境，而能够移民的，只是才华、胆识和财力都只是中间阶层的云阳人。
因此，他们缺乏自己的精英阶层来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记者问他们，能否在政府中选举出移民的代表成为官员，他们纷纷讥笑这个天真的问题，说连一个扫地的工作政府都不肯给移民做，怎么还敢想着去做官。
他们希望镇政府对移民“照顾”，可是镇政府在他们眼中的形象却日渐恶劣。他们不断拿主管移民的镇长沈兴平开玩笑，因为他们中有人去找过这位竖新镇的副镇长，可是却被推拖掉。
记者尝试着拨通沈兴平的电话，告诉他想采访移民，镇长在电话里说，不可以，上面说了，不可以采访移民。即使已经取得了的县委宣传部的同意，他仍然坚持说，不可以，除非能够拿到移民办的许可。
这些移民中也有所谓的成功者。他们通过生意在本地站稳脚跟。“我也就是讨生活而已。”28岁的刘强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然后说。除了建设镇偷偷卖盗版DVD光盘的一个三峡移民和大新镇的肉贩子，移民中并非没有商业上的成功者。按照移民们的标准，刘强就是一个成功者。他的川府火锅店开在崇明文化宫内，那里距离崇明最繁华的商业街南门镇八一路不远。他还有另外一家分店在崇明的新河乡。两家店的80名员工中，80%的人都来自于三峡移民。
但他却并非政府移民。他是同云阳相邻的贡节人。初中没有毕业，就跟着自己的朋友四处玩，其中就包括跟着他的云阳朋友来崇明。
等到贡节也需要移民时，他的两个哥哥移民到了江苏，而他选择到了上海崇明岛。因为与其去适应新的环境，还不如挑选一个自己已经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