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个判断。只是，历史要绕了一个大圈之后才意识到这点。
1935年，在广西考察时不慎落入瑶人捕虎的陷阱，结果自己受伤，妻子出去呼救时死亡。伤心之下费孝通回到内，听从姐姐费达升的劝告，到吴江的开弦弓村养伤，同时，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江村通讯，“开弦弓是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的一个村，离京沪线上的苏州有60公里。我姐姐曾在这里开始她的‘复兴蚕丝业’工作。她和这地方的关系已有10年，没有一家农民不信任她。由她介绍，我可以得到很多方便。”
紧接着，费孝通取得公派留学机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读人类学。在从上海到威尼斯长达两个多星期的路程上（费孝通要从威尼斯再转到伦敦），他将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后来他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以“江村经济”为主题，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这篇博士论文在英国出版，取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
随后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然后是共产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费孝通留在了大陆。1956年，他的同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教授格迪斯到中国访问，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前往江村访问，这一举动重新引发了费孝通对江村的兴趣。与此同时，毛泽东正在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去“下马看花”，了解中国的现实。于是，费孝通在1957年的4月重返江村。结果，21年之后，费孝通重新回到他在《江村经济》中的结论，农村的贫困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在发表于《新观察》的报告《重返江村》中，不断强调农村工业的重要。
“（村子里自建缫丝厂）这件事在外边似乎是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在村里，农民们却还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简答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是太多了。单说这个小工厂里经常的工人就有80多个，每个人的工资在每月10元左右。还有许多零星和临时的工作，使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第二，这种小工业等于是一个开设在农村里的技术学校，不断地培养出技术工人来，当时向外输送地就有20多个。他们工资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里100多元。第三，这是一个合作丝厂，经营的办法是农民交茧，制了丝，算出成本，按供给原料和入股资金分红。原是学校协助下建立的一个集体所有的合作事业。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得到了缫丝过程中的利益。这许多方面加起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很显著的”；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一段心事。因为21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好处，印象深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谓‘乡土工业’。也许由于我道理讲得不清楚，又过分强调了这种小型工业轻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狠狠地批判过一阵……但是所提出关于乡村工业地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
结果，文章连载还没结束，费孝通就被打成右派，因为“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恶毒指责人民政府忽视副业生产”，“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当时江村农民的生活则是穷困有加，孩子都不能上学，而去放羊。
1981年，当费孝通再次起心前往江村时，时代又一次发生变化。工副业已经占据了江村农民生活收入的一半。后来以“苏南模式”闻名的社办企业已经出现萌芽。这一年江村的农副工三业总产值达到155万元，其中农业占29.8％，副业19.1％，工业51.1％。
此后，几乎每年费孝通都会前往江村考察一次。而他也在1980年代初关于社队企业的争论和1988年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打压乡镇企业的数次风潮中，发表言论，继续支持所谓“乡村工业”的发展。
在他1987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名著《江村经济》的结尾，费孝通写道：“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然而在他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至今仍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