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的次数更是数不清，白天黑夜都去。”柴泽俊说，他后来在平遥县给李有华出版的一本书上用毛笔字写道“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
接到李有华消息的柴泽俊带着他的同事们立即前往平遥，但是“那当时平遥古城还不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城建系统又不归我们管，跑一次不行，跑两次三次还是不行。”
这时候，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出场。这份新的城市规划由平遥县交给山西省建委批准，恰巧，当时的同济大学浇搜阮仪三正在山西榆次协助当地城市规划。省建委的人就把平遥城的总体规划拿给阮仪三看。阮仪三看到这份规划也是大吃一惊，因为这份规划相当于要把平遥城中心的古建筑，包括日升昌在内的票号全部拆除。
“山西省建设厅规划处的处长是我们同济大学的，通过他去找山西省建设厅的厅长，当时叫建委主任，这位孙主任就说，行，既然你说规划不好，平遥拆又拆不下去，那就暂时不要拆了。当时房子已经拆掉几百幢阁楼了。说做规划口说无凭，我就回来带了十二个学生过去，做了规划之后，我知道这样光说还没用，就直接上京，找权威的人罗老（罗哲文）和郑老（郑孝燮），那时罗老是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手上管钱，郑老是建设部总工程师，他们同时是全国政协的常委，我就叫他们去，因为我阮仪三当时一介讲师，人家不当你是回事情，我拉了他们去看，他们一到，省长也出来的，那么才定下来，按照我的这个规划去做。”阮仪三回忆说。
“平遥为什么留下来了，因为慢了一点，（慢是因为）它穷，它在这个几个城里（太谷，祁县，忻县，解休）最穷，动作慢了一点。然后（它）也扒了城墙扒了口子，一条大马路开进去，开了180公尺，拆掉30几幢明代建筑，拆掉一百几十幢清代建筑，人家拆了几百幢、几千幢了，它慢了一点。”“肤浅，是一种没有文化的农民干部的反映。”阮仪三说。
为了做平遥城的规划，阮仪三自己贴上钱不说，还借了3000块，这钱后来他慢慢用自己的教授经费还上。但是这份送到北京的规划却让罗哲文和郑孝燮决定对平遥施以援手。郑孝燮在阮仪三的规划上写道：“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接着，阮仪三把平遥城墙、郑国寺、双林寺写下来上报国宝级别单位。文化部拨了八万块专款来修城墙。山西省也批准了阮仪三的规划。阮仪三还自己掏钱，为平遥县的政府官员办培训班，让他们到同济大学学习，了解古建筑和文物保护，“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的心腹，那边有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和我说。”
“有一次，从平遥回来，我直奔省政府一位主要领导办公室，讲了古城的现状，说明保护它的紧迫性。领导听后非常重视，指示有关部门，平遥古城只能保，不能拆，谁拆追究谁。从那以后，平遥城的新规划才放下了。”说这话的柴泽俊也是平遥城保护中的关键人物。
1986年，平遥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平遥的城墙、双林寺和镇国寺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政府的认可让各级政府都开始对平遥古城的修复慷慨解囊，到了1993年，国家对平遥古城修复累计投资有550多万元。
真正的辉煌是1997年平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平遥保护中起到至管重要作用的柴泽俊是平遥当年申办世界文化遗产小组的副组长。“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世界教科文组织说。结果，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平遥的旅游门票收入马上从申遗前的一年18万元增加到了一年500多万元。2007年，平遥的旅游收入则到到了7700万元。
帮助平遥达到这一庞大数字的还有从2001年9月20日开始在平遥举行的国际摄影节。
2007年的国际摄影节就吸引来了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摄影家及20位策展人参展，展出作品一万多幅。平遥县旅游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开始举办摄影节的前一年2000年，平遥共接待游客16.3万人，门票收入780万元。而2007年摄影展举行的一周时间内，平遥就接待参观人数近21万人，其中外国游客近7000人。这一年的旅游收入是7700万元，几乎是2000年的十倍。昔日辉煌无尽的金融中心，今天则是城市保护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