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一直到1992年的5月中旬，政府还仍然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被规定了最高涨幅。这样，即使想要有人搞“大的投机”，也不可能了。
不过我们仍然记得，1992年是邓小平按奈不住自己的言论三番四次被反驳，直接跑到南方去巡视了一圈。在南方邓小平接见了遵循着自己改革开放方针的封疆大吏，一个一个看过，一个一个肯定，让这些一直捏着一把汗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松了口气，认为自己拿到了尚方宝剑。而邓小平也果然冲出了舆论和思想的禁锢，重新刮起改革开放之风。正是在1992年，“市场经济”这个词组开始大行其道，被人民日报视为复兴一个伟大国家的必由之路。各路政府要员纷纷发表言论阐释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党的代表大会也通过了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既然如此，也就到了该给股市松绑的时刻。当年5月21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引导，结果从放开即日到23日，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天内暴涨570%。这一天也被人称为是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
凌志军后来描述5月21日股票交易价格放开前后的盛况颇为传神。“消息提前十六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们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度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一句：‘上海有几万人这个你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言说：‘这回该狠狠博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三十家证券交易所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们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甚至距离上海两个小时车程地杭州也不能幸免。有人从上海连夜开车要望杭州赶，结果深夜的沪杭公路车水马路。
但是最惊心动魄的事情还在后头，那是3个月之后的深圳。抢购股票的深圳风波后来甚至出动了武装警察，发射了瓦斯弹，才平息那些没有购买到认股权证，辛辛苦苦没日没夜排队的人们的怒气。这些人排队时候连厕所都不敢上，更别提要吃饭喝水。而且排队的人往往身上肩负的是整个家族，整个家乡的发财使命，那时候，深圳的邮局里都是一包一包装好的邮寄过来的身份证，邮局工作人员算了算，八百个身份证重一公斤，这样满满一包裹要17.5公斤。后来的财经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是，曾经名动一时，让整个中国证券市场都能闻风色变的新疆德隆创始人唐万新唐万里兄弟，就雇佣了很多人去排队购买认股权证，而且真靠这个发了一笔。另一位后来大名鼎鼎也是惟一一个身份公开的庄家吕梁，当时则在上窜下跳采访炒股者，四处赚取稿费。
庄家吕梁和德隆唐万新唐万里兄弟都是后来证券市场上的一时传奇，控制力的鼎盛时期甚至能决定自己做庄股票的每日收盘价——这种绝技就曾经在吕梁结婚当天表演过，当日的中科创业股票收盘价被吕梁的操盘手小丁固定在72.88员作为新婚贺礼。而后来德隆盛极一时，唐万新唐万里总对人说，德隆是在做“长庄”，是“不倒的庄家”，德隆的三驾马车新疆屯河、湘火炬和合金股份也是跌跌涨涨，很是热闹，吸引着无数的财经记者围绕打转。有一段时间甚至盛传“无股不庄”，于是有些庄家们也有理直气壮宣称自己庄家不倒，甚至是“善庄”。
当然，也有平民百姓因为炒股而炒成了富翁或者炒到一贫如洗甚至绝望跳楼的。证券市场总是不规范的，但是钱总是源源不决投入其中的。看不下去的老经济学家吴敬链开始怒斥说，股票市场像是赌场，而政府是拿着全国人民的钱去拯救那些被套牢的股民。另外一些维护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家开始拍案而起，说吴敬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还是2001年和2002年的事情了。后来大盘一路高涨，也没人再提这回事，偶而有一两个想起吴敬链曾经言论的人也会继续讥讽两句吴老师的“赌场论”可以扔到垃圾桶了。
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些顽强不屈的看空派。其中很多是有在西方投行工作背景的新锐投行经济学家，比如之前摩根斯坦利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比如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2007年的大牛市让很多人都讥笑这些语言家的判断力，一家媒体甚至评选出所谓的预言最不准的经济学家，讥讽他们为乌鸦嘴。沪指一路高涨，年内冲破6000。乐观者开始说奥运会前要冲破八千，一本畅销书的名字是《牛市一万点》，甚至开始遐想中国股市冲破万点。
结果，到了2008年，中国股市还真是被那些看空派说对了。从5000到4000再到3000。跌到3000点时，所有媒体都开始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