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正在于产权问题。
后来诸城总是用1992年10月份召开的十四大来作为自己改革的理论依据。记者和作家凌志军后来描述说：“11月，十四大报告甫出，情势立变。第一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在此前后不过两周时间，中央政府数十个部委，无不争相清理旧的方针和提出新的举措，来适应新的道路；进入第三周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终于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而且是不鸣则已，一鸣便不留余地。它的社论说：‘市场经济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同一天，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发表文章，宣布原有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是新的战略决策。大形势终于明朗起来，中国似乎已是一致地为‘市场经济’大开绿灯，人人均欲捷足先登，唯恐落在后面失了自己的位置。”凌志军说，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而陈光和他的同事们注意的则是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的几句话：“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抓紧制定和落实有关法规，使之有序地健康发展”。这成了为诸城试验保驾的尚方宝剑，尽管它后来并没有为陈光和诸城挡开所有射来的流言蜚语。产权这个不能触动之物，围绕它的保护终于开始松动。
于是“诸城市企业产权改革从1992年10月开始试点，到1994年7月结束。工对全市272家乡镇以上工商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和资产重组”（《诸城企业改革探索》）。后来的报道说：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
其中几家典型企业在经过如此改革之后，果然非常迅速地产生了剧烈变化，情形宛若在实验室内进行化学试验，一种化学物质在添加了另外一种化学物质之后，竟然发生了质的变化。比如诸城绝缘材料厂，采用内部员工持股的方式，将180万国有资产（这家厂子的净资产）折为1800个股，由员工自发认购，改制成四达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结果，固定资产两年增长3.6倍，产值两年增长2.5倍，实现利税两年增长5.7倍，人均收入两年增长8倍。其它如诸城市模具厂改制成的诸城宏达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和由诸城市食品机械厂改制成的诸城市超然食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都有类似效果。
但是这一举措在刚刚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的中国大陆，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光回忆说，1994年“有香港报纸报道，江青故乡出了个陈卖光。理论界也有争论。”
“有高级官员、知名学者撰文或写信给中央，直指诸城改革是搞私有化，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另外一篇关于陈光的报道说。
结果，“后来央行派12个人来查账，没有呆账、坏账。然后中央派来联合调查组，共21人，涉及9部委，查了8天8夜。后来在潍坊宣布调查报告。当时我们就像听判决书一样。最后的结论是，方向是正确的，措施是有力的，效果是显著的”，“（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说实话，那时也比较年轻，对复杂性有点估计不足。我就想着，企业活了，职工有活干了，谁也说不出毛病。”陈光回忆当时情景说。
最终让陈光心里彻底平静下来的是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一席话。诸城的改革也吸引了朱镕基的注意。1996年3月20日，朱镕基、吴敬琏等由国务院9个部委21人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来到诸城，他们选择了五个企业进行详细考察，写成长达74页的考察报告。
4天之后，3月24日上午，在中央调查组和山东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开会交流时，朱镕基表态，完全支持诸城的改革：“所谓诸城经验，就是诸城市委市政府在山东省委省政府、潍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采取多种形式深化企业改革，把国有小企业搞好了，搞活了，把效益搞上来了。如果全国都这样，那就好极了。在诸城市搞好企业的多种形式中，有一种形式是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卖给企业内部的职工，搞成股份合作制。这种形式也把企业搞活了，但是有不同的看法。我也同意先不要把它抬的太高，可以看一看。但是有一条，你管他是股份制还是股份合作制，你管他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能把企业搞活，就是好办法。不要说把企业卖给了我们的职工，就是卖给外国的资本家，资本家帮我们把企业搞好了，我也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