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三是促进中国大陆的经济步向繁荣。但是显然，他的投资让自己在后来获利丰厚。也为他在中国大陆积累了良好的政治资源。
郭鹤年积累资源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在1989年之后，他没有像当时纷纷撤出北京的外资机构一样退出“国贸”，反而增加了数千万美元的投资。1990年8月30日国贸全面开业，马上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会展中心和高档写字楼。1999年年初，国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1.6亿股上市，融资8.5亿元人民币。1990年在国贸开业的中国大饭店，直到今天仍然是北京酒店业的标杆。1995年，郭鹤年控制的嘉里集团在国贸附近兴建了高级写字楼嘉里中心，其中也包括一家嘉里饭店。此外，郭鹤年还在1987年在北京西三环修建了香格里拉饭店落成，那是当时北京最高、最豪华的五星级饭店。
国贸从1990年建成开业之始，就成为北京最知名的新建筑。更让郭鹤年这笔投资显得有远见的是，国贸后来成为北京城市规划中的商务区的核心地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今日，国贸几乎成为北京商务中心区（CBD）的代名词。
国贸正式营业两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年底十四大召开更是让举国上下皆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这证明了郭鹤年当初投资大陆的远见，无论这位华裔商业大亨是出于何种目的来投资大陆。
1993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这份城市规划中，规划师们明确提出了北京要建设商务中心区。而这片商务中心区的核心地段，就位于国贸所在的东三环地带，也包括后来郭鹤年投资建设的嘉里中心。
和众多的东南亚商业大亨一样，郭鹤年控制的公司是典型的家族企业，而且非常依赖于关系网的编织。《远东经济评论》曾经评价说：“郭鹤年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有能力维持其与广泛的亚洲商人及银行家无懈可击的联络结合，他的伙伴皆为亚洲最有势力者之中的名流，例如泰国曼谷银行的东家陈弼臣家族。”
这种关系最明显，也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彼此在对方的公司中持有股份。交叉持股让这些东南亚大亨变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陈弼臣家族在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中拥有不少股份，而曼谷银行则是郭鹤年融资的主要银行之一。香港香格里拉酒店有激成集团主席何瑶琨（已故）和香港影视业巨子邵逸夫的股份。1980年代末，郭鹤年曾与邵逸夫共同收购香港无线电视，邵逸夫任董事局主席，郭任副主席。后来邵逸夫决定全力发展香港无线电视，他在马来西亚的主业于是被郭氏兄弟有限公司收购。
另一位东南亚大亨林绍良和郭鹤年从1960年代起就过从甚密。林绍良的三林集团几乎垄断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大米和食糖金口生意。郭鹤年在林绍良的一家糖厂和公司拥有股权，林绍良也是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股东。
和许多东南亚大亨一样，郭鹤年和政治的关系也被人议论。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商业大亨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往来和利益交换，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而金融危机带来的政府权力更替也带来大亨的兴衰。但是郭鹤年却始终屹立不倒。这同他一直在努力经营的政府关系有关。在新加坡崃佛士学院读书时，郭鹤年的同学中就包括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胡先·翁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等。郭鹤年同下一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以及印尼总统苏哈托等东南亚政治大亨都关系融洽。郭鹤年的哥哥郭鹤举更是在曾经担任马来西亚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德国、前南斯拉夫的大使，驻欧共体首席代表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
而且，郭鹤年还主动在国营企业中参股，甚至亲自出任董事长。他自己的公司也会吸纳国有企业作为股东，比如在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中，就有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等国家机构的股份。而在中国的投资，比如国贸和香格里拉，郭鹤年也都吸纳了政府控制的公司入股。通过这种方式，郭鹤年把自己公司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编织在一起。甚至有人开玩笑说，郭家的产业就是国家的产业，这是东方版本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
郭鹤年的投资遍及亚洲，对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也格外看好，而且，他的看好往往是在别人对这两个地区的前途判断不明朗是做出的。无论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外资回潮，还是香港回归前后的资本逃逸，郭鹤年都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心，对于香港，郭鹤年说：“我相信中国不会摔破这颗东方明珠，令中国遭受损失。”他和他的长子郭孔丞更是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在《福布斯》杂志中，郭鹤年的居住地正写着香港。郭鹤年旗下的金龙鱼还成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而正在建起的国贸三期，也在北京一家媒体举行的北京新地标评比中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