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
华西村还用自己的品牌生产了名为“华西村”的香烟。1995年前后，仅仅华西村香烟一项，华西村没有投入一分钱，就拿到了大约2000万的纯利润。1999年，华西村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资本市场上市的村中，融资2.9亿。2002年，华西村投资12亿，在河北唐山建立起产量120万吨的钢铁厂“北钢”。历来不容民营企业染指的烟草、2002年稀缺的上市名额以及大都为国有企业盘踞的钢铁业，华西村能够做到这些，同吴仁宝和华西的影响力不无关系。
经济上的收益也带来了村民们生活的改善。华西是全国第一个别墅村，第一个轿车村，第一个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电脑村。吴仁宝还把华西建成了一个外界看来有些古怪的游乐园。华西内有花费2000多万元铸造、重达140吨的世界第一大钟，还有世界第一大鼓。华西村庆祝建村35周年的时候，吴仁宝用了1.2亿元，两年半时间修建了一个亦中亦洋的华西金塔。由于吴仁宝说华西村只收意见不收礼品。前来祝贺的单位于是都不带礼品，只为华西村建的金塔送来配套的石狮子。这些狮子就成了华西的狮子林。华西还建起了24孝博物馆。华西甚至还模仿着世界各国的知名建筑，在华西村内和华西周围建起了长城、白宫、悉尼歌剧院……
华西村为何能够常青不衰，1997年前后，有一次吴仁宝在报告中自己解释说：“一个单位要健康长寿，我的体会是三点：一要有自主权，二要有自知之明，三要有高度的事业心。我们华西人既不埋怨上一代，也不光靠下一代。我们要相信下一代，一定能一代胜过一代，但主要责任在我们这一代。我工作了30多年，人家问我的成功秘诀是啥？我说，实事求是。前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当第一把手最难。30多年来，我长期当村官，也当过乡官、县官，经历了一个‘听、顶、拼、醒’的曲折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思想路线上从不实事求是，走向实事求是的过程。五十年代‘听’。那时年纪轻，没有经验，官比吴仁宝大的话都听，上面说啥就做啥，照搬照套。大跃进，放卫星，跟着说蠢话干蠢事。1958年报产量，人家报粮食亩产一万斤，我报三千七百斤，批评人家报的是假的，我报的虽然比人家低，但也是假的。搞积肥铲脚泥，新房坌五寸，老房挖一尺，结果老百姓吃苦头，后来看看不行了，不干这些蠢事了。青年人说，你吴仁宝有这么多缺点，我说青年人不要见笑我，如果你们也不讲实事求是，今后犯错误要大于我。六十年代‘顶’。开始是硬顶，一听到不符合实际的事情，就当面顶回去，结果上面说‘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独立王国，这还了得’，眼看实事求是要明‘吃亏’，自己丢掉乌纱帽无所谓，农民要吃大苦头，后来就硬顶改软顶，当面坚决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背后决不执行。因为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鞭长莫及，‘口头落实’就等于‘行动落实’了。当然，过去办事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不能全部怪上级领导，下面基层干部也有责任，汇报讲好的，视察看好的，参观的路线定好的，上面不按指定的路线参观，心里还有意见。七十年代‘拼’。那时，头戴村支部书记和县委书记两只乌纱帽，担子重、压力大，于是大干社会主义，拼命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以粮为纲，两熟改三熟，平整土地，开河筑路，河里沟里都种稻。什么都拼着命于，既有干对的，也有干错的，干对的多，错的少。八十年代‘醒’。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调整产业结构，什么事情都得从实际出发，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所以，华西从八十年代以来，就发展很快，变化很大。”
如果和禹作敏做比，吴仁宝显然更能体现东方式的生存智慧，“我们根据华西村的特点，抓住两点不放：一是集体、个人越富，越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二是赞扬声越多，越要谦虚谨慎；看到不足，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吴仁宝总是把身段放得很低，在政治上从不树敌，对任何来访者都笑容满面、点头作揖。今天通往华西的路上，树立的大标语牌仍然是：欢迎来到中国江苏无锡江阴华西，尽管华西村的名声可能要比它上面的两个行政区划无锡和江阴大得多。
禹作敏经常想在政治上和陈永贵比较，陈永贵后来官至国务院副总理。而当时身为江阴县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的吴仁宝，在1980年5月意外落选江阴党代会代表之后，坚持要求回华西村，从此一直不再图谋政治职务上的进取，但却一直为自己保持极高的政治威望。
禹作敏大红大紫之时，大邱庄的访客欲见庄主一面而不得。华西村的旅游项目中却有一项，就是老书记吴仁宝出门见客。在每周一个特定的时刻，吴仁宝会出现在大礼堂的讲台上，对台下的来访者做一场报告，之前，主持人会用吴仁宝和华西村的名义欢迎来访的客人，其中稍有头脸者还会叫出名字来。接下来，吴仁宝就坐到台上，操着一口江阴土语讲话，旁边他的助手几乎是同声把他的发言翻译成普通话。如此一来，皆大欢喜。对参观来访的领导，华西村还准备了特别的文艺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