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成为南街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被南街村人亲切的称为“班长”，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南街村整个领导班子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举动是在南街村办起了一家砖厂，一家面粉厂，而且，使用的方法颇为独特。他办砖厂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王洪彬所称的“指山卖磨”，王洪彬用特殊的方法来预售尚未建立起的砖厂尚未生产出的砖，来筹集资金；另外一部分钱，则来自于募集资金，包括王洪彬在内的人将自己家中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用于建厂。
“仅用了一年时间，王洪彬就带领南街人连续建成两座工厂。年产值达40万元，不仅实现了南街历史上工业生产零的突破，而且一开始就使工业产值接近了农业产值”，刑军纪写道。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转眼之间，这点成就就算不得什么。政治形势的变化带动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小岗农民自发包产到户，这点星火转瞬间形成燎原之势。公社和集体成为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南街村也不能列外，王洪彬和中国所有地方的农村支部书记一样，把土地和他辛苦建起的两家工厂都承包了出去。而自己整日无所事事，沉醉于酒宴之间。
后来王洪彬说：“根据南街过去承包的教训，在南街咱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方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体现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这个观点也不是咱们瞎编出来的，是咱们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大家都知道，1981年那时候，农业上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咱村的两个小企业也搞了个人承包。承包可以说是改革的产物，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有没有搞改革，就是看你这个人搞承包了没有，你搞承包就是搞改革，没搞承包就是没有搞改革……我们认为，承包的结果是：群众受了骗，个人落了钱，党组织落了赖……那几年，可以说南街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我们这一班人的：有告我们状的，有贴我们大小字报的，告状的下至城关公社党委，上至省委，这都是事实，大小字报近者贴到我家门口，远者贴到县委门口，大十字街上贴的有，这还是事实……领导见了我们都是批评性的语言，那个时候就没法与1975、19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得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洪彬，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习王洪彬，各级领导见了面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1981到1983那几年，领导见了面都是扭扭脸便过去了”。
实际承包情况的失败——承包出去的工厂不发员工工资、不上缴税；大量土地的荒废——或许还有王洪彬个人境遇的反差，让这位班长感到了变化的必要，这一次，他又一次反其道而行之。他开始收回承包出去的工厂和土地。
“过了19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这个意见拿到支部会上一讨论，通过了。从19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南街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从1984年集体承包开始，1984年产值70多万元，1985年是130多万元，1986年是320多万元，1987年是730多万元，1988年是1400多万元，1989年是2100多万元，1990年是4100万元，1991年是1.01亿元，1992年是2.1亿元，1993年是4.2亿元，今年（王洪彬发表这番谈话的1994年）可以突破8个亿。这是两种承包形式，得出了两种经济效益……”
王洪彬的另一项备受争议的举措是他和整个南街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推崇，毕竟从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中国都开始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危害，并且开始反对偶像和偶像崇拜。
1992年，王洪彬在南街村修建起一尊毛泽东的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雕像两侧竖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后来媒体说，这可能是20世纪修建的最后一尊毛泽东雕像。王洪彬不止一次说起过自己对毛泽东的推崇，而且，这种推崇是现实意义的推崇，“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样，反正我们南街无论从民风到传统，毛泽东思想能够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分配方式上，南街村实行工资制和按需分配结合，其中很多物质属于免费供应：穿衣、住房、饮食、教育、交通……
这种在改革开放年代非主流的方式显然会引人瞩目。支持者中有怀旧者和反对改革者，也有对它的乌托邦真心赞美者；而反对者则担心对南街村的赞美会引发对整个改革的反动。
有人问王洪彬：“王书记，请问南街这种做法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王洪彬很有技巧的回答说：“南街村这种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而是中国高层次领导考虑的事情。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只有认真带领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是处在乱世，谁的政策好、得人心，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国高层次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