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花而视力减弱，终至于双目失明。但是他已经是个幸运儿了，因为他的5个兄弟姐妹都因为天花丧生。他从1961年开始自己经商，文革开始之后被屡屡抄家，一个原因时郑家有人1949年之前去了台湾；另一个原因是郑举选是汉正街上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然后在1978年的1月8日，郑举选被关进大牢，出来之后，郑举选“宁可到垃圾堆里捡菜叶子吃，也不敢再经商了”。
但是此时整个中国的气氛已经在悄然变化。当时分管市场的汉口（石乔）口区工商局副局长任正选回忆说：“汉正街‘投机倒把’多。郑举选，瞎子。哥哥或弟弟在美国，他总在搞（生意），明禁暗搞。1978年以投机倒把论处，把他关起来后来以无罪释放到1982年10月，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国家工商局召集的，各省市区工商局长都来了。当时，汉正街只有103户。还凑不起这么多户。半边户，变通一下，发临时执照。中央说行，发了。说不行，就收。摸着石头过河。从利济路到永宁巷口子，摆起来还看得一下子现场会以后，像雨后春笋一样，从利济路到集稼嘴，摆满了1982年，我当局长。有风险，压力大。好多人说，汉正街字恩主义复辟，你老任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台，保护伞。如果第二次文革来了，批斗是逃不脱的。就在1981年，一个工人写了篇文章，《汉正街投机倒把多》，寄给北京某某日报。”
在最初街上摆摊的103户个体户中，就有郑举选。这个身材魁梧的盲眼商人俨然已经是汉正街上没有言明的商业领袖。他也成为汉正街最早的万元户。《加拿大周刊》评价郑举选说：“小商品市场的个体户也有自己的英雄。45岁的郑举选就是勤劳、坚毅的中国人的典型”。
王任昌稍后也在汉正街成为知名人物。他通过贸易为自己积累了百万财富。在1993年时，他甚至试图从汉正街拉走一千多个体户到武汉心火车站，重新创建另一个可以同汉正街媲美的市场。不过，真正让王任昌扬名的可能还是根据他的小说《曲线人生》改编的电视剧《汉正街》。这部电视剧让汉正街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与此同时，政治人物和官方媒体也在不断为汉正街正名。1985年4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武汉考察，主动提出要看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他用了20分钟时间从汉正街利济路步行到集稼嘴，遵循着约定好的“只走不停，只看不问”的规则，从拥挤的市场中通过。而此前人民日报在1982年8月28日发表的评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则让汉正街摆脱了应接不暇的指责声。
随后，汉正街的商业基因开始绽露无遗。这条街上在1988年出现了全国第一所民办个体户学校；1993年汉正街人李裕安的大地公司兼并了武汉国营火柴厂；在1990年代初人们争论“雇工是否存在剥削时”，汉正街有些公司已经雇工上百。
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这条街上开始重新演绎冒险家和财富的故事。
但是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拥有不断自生的能力才能始终在市场中领先。2005年时，《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汉正街市场规模扩大了6倍，税收增速却从31%降到了10.2%，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天下第一街’的美称曾被‘水货第一街’的恶名所取代。大多数武汉人已经不去汉正街了。”
曾经和汉正街齐名，街上充斥着便宜名牌水货的北京秀水街、上海襄阳路都面临着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的压力，甚至终至衰落。汉正街自然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汉正街能否找到自己的新的定位。2008年8月5日的《湖北日报》上一篇文章说，“汉正街也正在重塑自己的商业模式。在今天众多的店铺背后，是集群化的生产企业。汉川等地的汉正街服装工业园，正是汉正街‘前店后厂’模式的全新表现。汉正街正在实践自己概括的‘总部经济’：汉正街是信息中心、销售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制造的发单中心。”它渴望成为武汉的经济发动机。
这一转型能否成功，汉正街能否已然捍卫自己商业中心的位置，只能留待日后判断。约瑟夫·熊彼特的“破坏式创新”又一次在发挥作用。汉正街如果不想被迅速更新的现实遗忘，只能进行这种破坏式的自我革新来寻找自己新的定位和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