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一路泄露着晒鱼场上难以遮掩的秘密，老街上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也挡不住阵阵腥臭。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在人群的头顶盘旋、骚扰1978年之前的蛇口是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居的小镇，全镇人口不足千人。镇上只有十多家杂货小商店和几家为流动渔民服务的简陋场所，有一间渔民小学。小学操场上堆放着一箱箱从香港北角电厂柴下来后运过来的及其，原本是买下来兴建发电厂的，终因迟迟没有动工，机器日晒雨淋，变成一堆废铁。街上不见人，偶或看到三三两两老弱妇孺，瑟缩在门前或墙角里，脸上的表情木木的。”
它同东方的明珠香港有迥然的差异，尽管两者的物理距离很短，但在时间上却相差很远——当时没有人计算过蛇口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达到香港的水准，或者，袁庚自己内心的期望，“东方夏威夷”。
有太多人想要穿越很短的物理距离和很长的时间距离。因此，“每年夏秋时节，都会迎来内地客偷渡香港的高潮。有时一天要埋好几具尸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晚上睡觉，镇上人得把门关得死死的，经常有从蛇口下水的偷渡者，昏头昏脑地游了好几个小时，看到有灯光，便跑过来敲门，以为已经偷渡成功了。村民隔着门缝喊：这里是大陆，你们还没有游过去呢！”
这并不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些偷渡客的悲剧。它是整个国家的悲剧，经历了漫长的内部消耗、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斗争、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在农村的饥荒和在城市的萧条，这场悲剧终于行将结束。在北京，它表现为各个党和政府的报纸及杂志上关于抽象问题的争论。这种争论在今天看来会显得不可思议，或许再过一个60年，我们的后辈们会困惑与，他们的先辈为何会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争论不休，而且兴奋不已。在农村，它表现为萌动的土地改革，农民们自发的要求承包土地，要求劳动的权利和享有劳动果实的权利；在城市，或者说在南方的边疆城市，则表现为袁庚在蛇口的突围，以及随后特区的扩大。
因为他丰富的经历，袁庚能争取到几乎所有当时和后来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支持（在涂俏的袁庚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李先念慷慨的满足袁庚将蛇口设为特区的要求，“我就给你这个半岛吧！”；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帮助蛇口解决了电话和通信的难题；胡耀邦则直接询问袁庚，为了蛇口的改革，“你需要多大权利”；谷牧在了解到深圳市和蛇口特区的冲突时，对袁庚说，他有问题，可以“到北京找国务院解决”；万里则鼓励这位改革家说，你大胆去闯吧；当邓小平到蛇口视察时，这位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权威人物则肯定了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那是1984年年初，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去到蛇口，袁庚决意要从这位领袖口中获取对自己努力的认可。他在向邓小平汇报时回忆蛇口的往昔：“1979年，蛇口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党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两平方多公里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提法对不对？”终于，邓小平的一个“对”字让袁庚和蛇口长出一口气。
袁庚和蛇口同样著名的语录还有很多，比如袁庚豪言自己改革不成，“大不了再回秦城监狱去”；比如蛇口的“把内地那一套统统抛弃掉”；比如袁庚著名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话。
蛇口的先行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这种经济基因直到今天仍然被人津津乐道，一个例子是平安保险、中集集团、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这些国内赫赫有名的公司都同蛇口相关（当年袁庚的司机，如今的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被称为豪华车夫）；袁庚和蛇口在新闻出版与媒体自由、人才的引进和改革、以及蛇口的政治治理结构上都是先行者。只是在经济上的先行更容易被人记住和宣扬，而在其他方面的先行却像一串荒无人迹的沙漠上的足印，无人跟随，也前途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