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严宏昌家中开会的农民，他们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自己的生存困境。
农民日报的前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那天夜里，他们一直在吵架。此前，小岗生产队采用的正是已经有所革新的“大包干”，先是生产队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但是矛盾仍然在不断爆发，人们不断地在为各种微小的利益纠葛争吵不休，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微小的利益可能决定着自己家人的生死。
会一直开到天亮，严峻昌和严宏昌仍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些矛盾。这时开始有人提议，干脆包干到户，这样再也没得吵。副队长严宏昌回答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茬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但是必须解决两位领导者的后顾之忧。有为年长的村民提议，“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抚养到18岁”。
众人都表示同意，赌咒发誓按照这三条规矩来，顾不上休息，像1949年土地改革时那样，重新分田地、牲畜和农具。
按照历史学家的推测，他们后来补上了一份协议，协议上写着：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下面列着20个人名，其中17个人名上按着鲜红的指印，3个人名上是图章。
这些胆大包天的村民们应该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和凤阳的领导者，即使不是公开，也在私下里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
1977年12月，也就是小岗农民秘密订约之前的一年，陈庭元才走马上任凤阳县县委书记。这位凤阳县第十四任县委书记出身农民，曾尽被打成右派。他重新成为中国基层一个县的最高领导者时，陈庭元放出豪言：“这次出任凤阳县县委书记，我已经是‘官到顶点，名利无争’，只想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好事。只要凤阳农民早日丢掉讨饭碗，过上好日子，哪怕我再丢一次乌纱帽，甚至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而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省军区政委的万里，在中共的大员中，则是出了名的实用主义者。他在不到四十岁就成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但是此后却随着邓小平的命运，在政坛上沉浮。邓起则他起，邓落则他落。此次邓小平重新出山，万里又受到重用。凌志军说他“不了解乡下，正好没有人民公社的重负；没有学过大寨，自然不会为大寨所累”。他曾经直言不讳，“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
上任之后，他在各地巡视，发表言论，对自己胆大包天的下属们表示支持，甚至还会鼓励和煽动他们进一步的行动。当万里巡视到陈庭元治下的凤阳时，面对自己忐忑不安的下属，万里说：“让他搞。就怕你不增产，只要增产了，什么都好办……现在不怕别的，就怕群众的积极性起不来。我们自己不要有倾向性，什么办法能调动群众积极性都可以干。你们说群众愿意‘大包干’，三年就能富裕，就让他搞三年。哪怕他搞一万年也可以。我只反对一种倾向，平均主义和单干。其实，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南斯拉夫单干，还不是承认他是社会主义？现在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万里还表示会为自己的下属们承担决策的责任：“你干吧，搞了再说。我不提倡，可是错了我负责，有问题我检讨。”
其实此时小岗已经开始单干。而且，按照万里“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说法，小岗显然没有让他失望。
1979年年底，小岗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是1978年的4倍；另外，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以达到5000多元。
后来，一个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想学小岗包干到户是不是可以，万里爽快地回答：“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学哪个都行！”
随后几年内，“要吃粮，找万里”的顺口溜开始传开。比这句口号流传更为广泛的是小岗的包干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