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着。它的高潮就是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人们背诵着已经流传甚广的诗歌，“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清明时节人纷纷，纪念碑前欲断魂。借问怒从何处起，红墙那边出妖精”这些诗后来都以手抄的《天安门诗抄》的形式广泛流传。
它的高潮和最终改变了所有人期待的局面的引爆点出现在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从4月4日开始，人群就不断涌入广场，据称在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已经达到了两百万人，花圈两千多个；如果不是因为第二天的“清场”，在清明节这一天，只会有更多的人继续涌向广场，也会有更多的花圈摆在广场上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清场”发生在4月5日的凌晨，人群被冲散，所有的花圈、标语、诗文都被销毁，有57名自发看守花圈的人被捕。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清明节的上午，人群又开始涌向广场，这一次人群是有备而来，他们打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标语，一辆车被烧毁。换来的回击则是加倍的打压，上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加入了新一轮的清场。《人民日报》的报道基本上可以被视做对四五事件的一个腔调性结论，“反革命事件”。
但是这一事件也改变了党内整个的势力对比，或者，它至少是促生这种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来在描述1976年时，中国人的情感总是复杂的。在这一年发生的众多事情，如果放在其它年份，都足以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走势，或者足以让整个国家为止震颤。在这一年有三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逝世，他们是建国兄弟中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毛被公认为建国之父，朱德是军队的创始人，而周恩来则是最杰出的外交家和应对各种难题的高手。这一年的7月28日在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后来的报道说，它的破坏力相当于400枚光导原子弹，造成了24.2万人的死亡和16.4人的重伤（在2006年人们很悲痛地开始纪念这场大地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图书和报道充斥在书店和各大报刊杂志，但是人们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中国就发生了一场堪和唐山大地震并论的另一场大的地震灾难）。等到10月份的时候——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党内的角力开始分出高下。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终于下定决心，他和仍然在世，并且竟然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位的威望最高的军队统帅叶剑英一起，下达了逮捕四人帮的命令。
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事件后来在1978年被平反。反对它的人已经在一场党内的斗争中被击败；它拥护的人则渐渐站到了这个国家政治舞台的前排。但是它对中国政治家和民众产生的心理上的震撼作用可能一直都没有消除。后来在这同一地方发生了规模更大的类似举动，但是直到今天这一举动仍然没有被承认为正面的，或者，至少是合理的。然后，又发生了另一起带有宗教性质的大规模的群众机会。只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像四五运动那样产生连锁反应，改变这个国家。
发生在这一特殊地区的任何地方都能够引起举国关注。
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是权力的象征。任何能够在特定时刻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物，都在这个国家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出现的人物的变化则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变化，比如，文革期间天安门城楼上不断变化的出现人物以及他们的次序预示着党内激烈的权力变化，当斯诺出现在毛泽东旁边时则预示着毛泽东和整个国家开始对美国表示友好，当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对经济发展和商业进步表现出一种渴求。
城楼下的广场则是表达的区域。广场的功能本就是集会和表达，而不仅是炫耀文治武功的开阔区域。这也越发驱使更多想要表达的人选择在这里表达，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发生在天安门的事件，让政治家和警察们更紧张。而广场，因为它的开阔，本就是风的起源。风会掠过广场和广场上的人群，然后吹向四周。就象一种观念、一句口号或者一个变迁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