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车就到了！”
红色救护车于是继续狂奔，开进北京城，鸣叫着警报器一路前行，不管是不是绿灯。
但是，去哪里？
车上的地震局工作人员建议去地震局。
“你们向中央报告需要多长时间？”
“回去整一份材料，有半天就差不多。”
“半天？那不比打电话还费事！上国务院！”李玉林大叫。
上国务院！这是一个矿务局工会干部所能做出的最大胆的决定，也是普通人一生中几乎没有机会去做的决定。
救护车开到了国务院接待站门口。李玉林穿上一件修车的破衣服，然后蹲在路边，用地上的雨水去洗手上的血——地震时，他从废墟里扒一个孩子出来，孩子母亲身上的血染得他双手鲜红。
四人被国务院接待站的军人领入了中南海紫光阁。政治局关于地震的紧急会议刚刚结束。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和吴德正在对着地图讨论。
李玉林一张口就说：“首长啊，唐山全平啦！要赶快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派医疗队。”
三位副总理走过来，一把抱住这位激动的唐山人，抱住他们多灾多难的人民。
唐山以空前惨烈的方式为1976年划上了浓厚的一笔。钱刚的中从唐山军分区抗震救灾材料中引用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其惨烈程度。
“一辆卡车满载着伤员驶往玉田县。车子行走得十分困难，方向盘似乎不灵，车轮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歪向右边；上坡时，冒着黑烟，半天爬不上去。车终于开到了玉田县城，伤员们一个一个被抬下车。这时有人招呼驾驶员下车休息，可是喊了半天没有回音。打开驾驶门，人们惊呆了：那个司机本是一个重伤员，头部被砸伤，肠子流出，左手骨折。当人们想把他扶下车时，发现他已伏在方向盘上死去，驾驶室满地是血。”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为之震惊不已，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或许政见不和，或许正在为党内即将来临的角力或者忧心忡忡或者犹豫不决或者积蓄力量。一位从经历了大地震的人在回忆时说，幸存者们互相碰面，第一句话是：“同志，你说毛主席知道咱这儿地震吗？”
那天凌晨，毛泽东服完安眠药，像往常一样入睡。尽管他治下的国家发生了如此惨痛的灾难。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来看过这位建国之父后，也没有叫醒他，告诉他他的人民在经受怎样的磨难。而此时距离他离开人世，不到两个月。
直到三年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种惨痛究竟在如何表现在数字上。1979年11月，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应邀参加在大连举行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情况，其中包括死亡数字。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徐学江回忆说。徐学江写好消息，劝说大会主办方同意发布，“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
最终，没有解释为何三年多后才发布死伤数字，两个数字被新华社发布：死亡数字二十四万多人；重伤十六万多人。
1924年的东京8.2级大地震，死亡人数约十万人。
地震之后，每年的7月28日凌晨，在唐山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在焚烧纸钱。街头的人影在一簇簇黄色火苗后晃动。因为地震之后尸体无法辨认，它们被推土机推进大坑中集体埋葬。幸存者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们被安葬何处，只能在唐山大街上的各个路口，为他们的亲人送去来自人世的问候。
这一灾难给无数人留下了终生难以遗忘的阴影，比如钱刚采访的一位女士终生不能再吃任何甜食；而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在钱刚1986年见到他时，他已经长达十年每天吞服三片“安定”才能入眠——为什么没有预测出地震的阴影一直徘徊在这位老人心头；而唐山作家张庆州在他的新书中（张庆州在2006年出版的书拥有一个骇人的名字：《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这位作家在证明这场大灾难本有可能避免。）披露了一位地震专家写给预测出这场大地震的专家马希融的信，信中说：“1976年7月中旬我去你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结果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对人民我们是有罪的”内心的煎熬让他们不停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