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舒适的飞机带着他进行这趟激动人心的旅行，唤起他儿童般对这个世界的惊奇和喜悦。
这种喜悦，或许只有尼克松能够与之最大程度的分享。一个伟大人物，或者一个终日在设想自己将如何改变世界的人，在他们看着自己将得到这个机会，门在眼前，一推即开时，那种喜悦是大多数人所无法理解的。他们已经满足于被生活所困，而从没想过自己能够左右生活，甚至左右世界。
他们已经为了能够缓和和中国的关系辛勤工作了许久，他们千方百计试图和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建立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任何宣称能够接近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的人物，其中包括喜好吹牛皮的欧洲外交官，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运动员，新闻记者而且他们的这种努力必须秘而不宣，在双方的意义上都必须秘而不宣。因为长久以来这两个国家一直都将对方当作必须加以攻击的对手，甚至是敌人。它们互相对对方抱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互相指责对方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互相将对方当作不可饶恕的恶魔。
但是，当基辛格最终接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理传递来的信息，信中说：“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议，为尼克松总统访问背景进行准备并做必要的安排”时，基辛格兴奋的无以复加。他打断正在举行国宴的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兴奋地将基辛格带领到林肯起居室——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命名的房间，找处白兰地酒和两个玻璃杯，“举杯祝贺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尚待取得的成就”，尼克松说：“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人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作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
这是7月9日。戴着黑框眼睛，一头卷发的基辛格博士已经踏上他那架不怎么舒适的飞机。飞行已经飞越了喜马拉雅山，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成为第一批飞入中国大陆的美国政府官员。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而更大的场面正在前方等着他们开拓。“为几代人干杯！”基辛格愉快地说。
接待他的是中国的叶剑英元帅。叶剑英“用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把我们接近城去”，“我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我们通过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我们的目的地是迎接国宾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位于北京城的西部，是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大花园，内有很多座宾馆楼。据说这个花园里过去曾有一个皇帝钓鱼的湖。每一座宾馆楼都位于一个小的半岛上，用一座精巧的小桥与相邻的宾馆楼连接；不过，当你想要过桥的时候，也许会碰上躲在树丛后面的一个哨兵，使你猛然一惊，感到不快（后来那些哨兵不那么冒失了，整个花园都向客人们开放了）这些宾馆楼都是受苏联影响时期的遗物。它们都是一些雄伟、庄严的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在共产党国家里象征着地位。在接待室里，填料很厚的笨重的椅子和沙发摆成一个四边形，叶剑英元帅跟我们一起用茶，他向我表示歉意，说未能给我以适当的公开接待叶剑英元帅盛宴款待我们，菜式之繁富，数量之丰盛，都是惊人的。”
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也成为他第二次访问北京时的住所。它兴建于1958年，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年大庆。它也是很多前来北京访问的外国政要们居住的地方——后来访华的尼克松也住在这里。在基辛格到来之前，这里曾经接待过金正日、赫鲁晓夫和切·格瓦拉。但是毫无疑问，基辛格这次住到这里的意义要远大于那些曾经下榻这里的政要显贵。
也是在这里，他随后见到了周恩来，“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定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了的弹簧一样。他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仔细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得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基辛格的这个举动是对美国政治家往昔傲慢的一个答复，据说，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当中国的国家总理周恩来碰到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时，周恩来主动伸出手去，要同杜勒斯握手，但是杜勒斯却假装没有看到，刻意去漠视与拒绝这种友好的表示。
“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基辛格后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