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的书《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说。
接下来的事情只会让中国更加心生警惕，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夜之间，布拉格的广场上停满了苏联的坦克。“三辆苏联装甲车开到布拉格党中央大厦外面那几个遭难者挨着墙站了很久，然后被推进装甲车，直送（布拉格）鲁津机场”。几个遭难者包括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和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克夫斯基。他们被带上一架巨型安东诺夫式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布拉格让整个世界震惊。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明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面纱笼罩之下的国家利益之争。毛泽东接见金日成时说：这个捷克事件可是教训大呢！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它就不能侵犯别的国家了吗？
结果，半年之后，珍宝岛成为中苏短兵相接的所在。这个长约1500米，宽约500米的小岛，形状像手掌，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像中国的元宝。珍宝岛被苏联人称为：“大曼斯基岛”。
紧急着在3月15日发生了第二次战斗。按照苏联方面的说法，双方斗加强了在珍宝岛（苏方称“大曼岛”）周围的兵力。这天早上9店左右，双方的扬声器响起，互相向对方喊话。中国军队号召苏联军队离开中国领土，反对修正主义；苏联军队则用中文喊：中国军人，回心转意吧，我们这里都是抗日英雄的儿子们！
一个小时之后，战斗爆发，双方交锋几轮，各有伤亡。中方从这场战斗中收获的战利品是一辆苏联t-62型坦克。一位苏军上校回忆说：“到达坦克时，列昂诺夫上校已经阵亡。他想从下舱口出来时，被狙击手射中心脏部位。中国人没有动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仪器4月底，中国人将它拖了出来，现在已成为他们博物馆的展品”。没有提到的是，中间苏军几次试图夺回或者炸毁这辆坦克，最终坦克被炸入冰层，然后才由中国军方拖出。
随后，苏联总理柯西金开始寻求同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接触。这其中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1969年3月21日，当柯西金给中国领导人打来电话时，中方接线员没有像自己的工作所要求的那样，接通柯西金要求的电话，反而拒绝了他，并且在电话中痛斥柯西金和苏联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已经浓烈到影响人的正常思维。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则是，批评接线员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礼貌”。
战争让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愈加醒目。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对中国实行原子弹进攻政策，核进攻将“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另外有人提出，有限地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但是国防部副部长和苏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打击，因为中国太大，核打击并不能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反而会让两个大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格列奇科的好战立场是以下列假想为依据的：当时美国公开敌视中国，不会积极反对苏联的惩罚性行动但是多勃雷宁大使的报告做出了情形的估计：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打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莫斯科放弃了这个计划。有若干政治因素使政治局没有同意进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无遗是它被警告说，美国将会大力进行阻遏。这是美国可能打算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最早迹象之一。了解到这一点使政治局的激动情绪冷静下来，并且加强了勃烈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不对来显示中国的实力。同时，还将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和北京的领土以及其他争端”，后来同莫斯科决裂的苏联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苏联不愿意冒和一个大国陷入战争的危险；美国不愿意破坏均势局面，因而不会坐视苏联对中国的打击；而中国自身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这让两国最终选择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边界领土的争端。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出的信中说，“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的义务”。当10月20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进行时，局面终于平静。两国都同意对中苏边境进行标界。
1991年，标界之后，珍宝岛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其中让更多人感兴趣的是孙玉国本人的沉浮。这位战斗英雄参加了中共九大，讲述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让毛泽东两次为之鼓掌1973年，孙玉国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年，33岁的孙玉国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同一年，他参加了王洪文主持的中央第三期读书班，这个读书班号称“虎班”，参加者都前途无量。在1976年流传的阴谋组阁名单上，孙玉国是国防部长的人选。随后，他被免职，转业后成为沈阳军区后勤部门管辖的一家兵工厂的副厂长。据说孙玉国从此不再跟人回忆珍宝岛战役。